墨子思想

一、兼相爱，交相利

“兼相爱，交相利”是墨子伦理思想的核心。何谓“兼爱”?就是“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这是一种不分国界、家别、人我的普遍的爱，是没有亲疏远近的爱。墨子为何会提出“兼爱”思想呢?这是因为他将世乱的根源归结为人与人之间不相爱。他说：“乱何自起?起不相爱。”(《墨子·兼爱上》)“今诸侯独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是以不惮举其国，以攻人之国。今家主独知爱其家，而不爱人之家，是以不惮举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独知爱其身，不爱人之身，是以不惮举其身，以贼人之身。……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敖贱，诈必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墨子·兼爱巾》)

天下之人只知爱自己，不知爱他人，不能“爱人若爱其身”(《墨子·兼爱上》)，则攻伐欺诈必然因此而生。人与人之间不相爱就是“别”，“别”是天下祸乱的根源，所以墨子提出“兼以易别”，用无差等的“兼爱”去代替有差等的“别爱”。墨子实际上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儒家的血缘宗法意识。

儒家也提倡仁爱，只是这种爱应该有先后、程度、方式上的差别，“这个差别表现为一个以我为中心的爱的辐射圈，愈近而愈先、愈亲、愈厚”，“爱父母超过爱家人，爱家人超过爱乡人，爱乡人超过爱国人，爱本国人超过爱他国人。”孔子一直将仁、礼视为一体，常说：“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试图在血缘宗法制度的基础上改造周礼，恢复社会秩序。以礼为外在形式的爱必然是有差等的，如《礼记·丧服小记》中说：“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上杀，下杀，旁杀，而亲毕矣”。血缘关系越远，彼此间的情感也越疏淡，服制也就越来越轻。又说：“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也”，讲究亲亲、尊尊，严守君臣父子、长幼男女秩序的爱，其逻辑结论必然是由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等级地位的高低贵贱决定着爱的深厚浅薄。

墨子坚决反对这种有差等的爱，他指出，从差等之爱出发，必将陷入极端利己主义，招至杀身之祸。因此应该“兼以易别”，用兼爱代替差等之爱，“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墨子：兼爱上》)。墨子主张要视人如己，大力提倡“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对朋友要做到“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墨子·兼爱下》)，为人犹如为己，这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境界。“兼爱”说固然动人，但究竟是否可行呢?人们应该如何“兼爱”呢?对这个问题，墨子做出了功利主义的回答。墨子讲“兼爱”，经常是爱利并举，如“兼相爱，交相利”，“爱利万民”，“爱人利人”，“相爱相利”，等等。在墨子看来，“爱利不相为内外”(《墨子·经说下》)，“兼爱”之所以正确可行，正因为“兼爱”能兴天下之利：“姑尝本原若众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恶人、贼人生与?即必日：‘非然也。’必日：‘从爱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爱人而利人者，别与?兼与?即必日：‘兼也。’然即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与?是故子墨子日：‘兼是也。”’(《墨子·兼爱下》)

像爱自己一样去爱他人，爱天下人，使彼此的利益，天下人的利益合而为一，则自然父慈子孝，家庭和睦，国家安定，天下大治。这样，墨子就将“兼爱”的道德理想落实到了现实功利的基础之上，以是否合于“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作为判断一切言论行动是非的标准，进而提出了功利主义的义利观。

墨子所说的“利”不是个人私利，始终是公利，是“天下之利”、“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是“万民之大利”。墨子的功利主义绝不是利己主义，但他也肯定通过正当途径谋取个人利益的合理性。而“义，利也”(《墨子·经上》)，合乎天下公利的行为就是义，不合乎天下公利的行为就是不义。墨子贵义，他说：“万事莫贵于义。”(《墨子·贵义》)义是天下的大器良宝，因为“义可以利人”(《墨子·耕柱》)，忠、孝、仁等道德行为之所以为善，皆因有利于人。从功利主义思想出发，墨子尚功用，重效果。他说：“仁人之事者，

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爱下》)“古之知者之为天下度也，必顺虑其义而后为之……利人多，功故又大。”(《墨子·非攻下》)仁人智者的行为必然．表现为现实的利益，实际的事功。墨子虽然重视行为的效果，却并不否定动机的作用。当鲁君问墨子，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好学”，一个“好分人财”，应该册立哪一个作太子时，墨子主张“合其志功而观焉”，即应该将行为的动机与效果统一起来考察。

在义利问题上，墨子与儒家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相同点在于他们都肯定义与利相统一的一面，都认为义不排除合理的个人利益，都将公利视为义的重要内涵，当公与私发生矛盾时，个人利益应该服从群体利益。二者的不同点在于：儒家讲义利统一是以义为利之本，将利统一于义中，认为物质利益固然重要，精神需求更重要，注意义与利对立的一面；墨子讲义利统一是以利为基础，将义直接解释为利，达到公利就达到了公德，更注意义与利的统一，义可以利人，忠、孝、仁等道德行为之所以善皆因其可以利人。二者相比，儒家义利观是道德理想主义的，而墨子的义利观则是现实功利主义的。

尚贤”是墨子政治思想的另一要义，是为政之本。王公大人们治理国家，都希望国家富足，人口众多，刑罚政令清明。如何做到“尚贤”呢?应该唯贤是举，在选拔人才时，将贤作为唯一标准，“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墨子·尚贤中))。墨子指责当时的王公贵族们说：“王公大人有一罢马不能治，必索良医；有一危弓不能张，必索良工。……逮至其国家则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则举之。则王公大人之亲其国家也，不若亲其一危弓、罢马、衣裳、牛羊之财与?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也。”(《墨子·尚贤下》)这种任人唯亲或以世袭制选拔人才的短视做法，必将造成“赏不当赏，罚不当暴”，使百姓离心离德，最终“饥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劳而不得息，乱而不得治”(《墨子·尚贤中》)。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应该举贤不分贫富、贵贼、远近、亲疏，即使是“农与工肆之人”，只要有德有能就该委以重任，“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墨子·尚贤上》)。墨家“尚贤”说是对血缘宗法制度的挑战，反映了下层

民众的利益。儒家讲“尚贤”，更多是限制和服从于亲亲、尊尊的血缘宗法范围内的，反映了上层贵族的利益，墨子则把“尚贤”的范围扩大到“农与工肆之人”，反对任人唯亲，打破了血缘的束缚和世袭阶级的界限，反映了下层民众要求参政的愿望。儒家讲“尚贤”，其思路是贤者娴于礼乐仁义，统治集团的成员自身首先应该是道德楷模，通过上行下效、推广礼乐仁义而达到政通人和，百姓富庶；墨子关心的则是百姓的生存问题：“贤者之治邑也，蚤出暮入，耕稼树艺菽粟多而民足乎食”(《墨子·尚贤中》)。贤者的任务首先是要解决百姓的吃饭问题，这与其“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弊”的现实目标是一致的。

从兴利除害的目的出发，墨子又对当时频繁的攻伐战争严厉批评，提出“非攻”主张。先秦诸子除法家外，大多数都反对战争，墨子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是从攻伐战争之“大不利”，即从战争的实际后果来分析其危害的，这比儒道两家从人道的立场反对战争更具有说服力。墨子指出，攻伐战争不只损人利己，更多的情况是损人不利己，对作战双方的国家人民来说都是巨大的灾难。被攻伐者固然国破家亡，流离失所，发动战争的国家又能得到什么呢?不过是旷废农时，影响生产，消耗财物，戕害人民，“计其所得，反不如丧者之多”(《墨子·非攻中》)，侵略的一方同样要品尝战争的苦果。在许多问题上，墨家与主流文化的承载者——儒家针锋相对，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墨子是孔子的第一个反对者，儒墨之间关于亲亲与兼爱、尊尊与尚贤、有命与非命、葬与节葬等问题的争论是百家争鸣的焦点，墨家、儒家并称先秦显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