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净瞳
【摘 要】《杨文公谈苑》是杨亿在真宗朝与人闲谈时由其门人黄鉴记录下来的,由于原书已亡佚几百年,在李裕民的辑校本整理出来前,探讨利用者甚少.此后仅王河、真理的《宋代佚著辑考》与杨庆存所著的《宋代文学论稿》有所涉及.此书涉及领域十分广泛,以人事、政治、诗文居多,旁及宗教、艺术创造、典章制度等,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文献辑佚价值.
【期刊名称】《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3(033)001 【总页数】4页(P80-83)
【关键词】《杨文公谈苑》;学术研究;文献辑佚 【作 者】许净瞳
【作者单位】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陕西汉中723000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G35
杨亿,字大年(974—1020),建州浦城人(今福建浦城县),太平兴国九年,以童子召对,试诗赋五篇,援笔立就。太宗叹异,诏授秘书省正字,特赐袍笏。之后基本上一直在朝廷任职,曾预修《太宗实录》、《册府元龟》和国史。天禧四年冬,以翰林学士卒。《宋史》有传。杨亿与佛门释子交好者众,晚年留心释典,长于诗文,
复擅于史著,毕生著作等身,尤以“西昆体”诗歌名擅真宗一朝。现可见的作品有《武夷新集》、《西昆酬唱集》、《杨文公谈苑》等。《杨文公谈苑》记录了太祖太宗朝的内容约有一百二十一条,约占51.7%,记录真宗朝的约有十三条,约占5.56%。其中涉及领域十分广泛,以人事、政治、诗文居多,旁及宗教、鬼神冥报、艺术创造、经济、民俗、典章制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一、《杨文公谈苑》及其辑佚情况
《杨文公谈苑》(以下皆省称为《谈苑》)[1]是由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而成的一部笔记。根据宋庠的序可知,这部笔记是杨亿在真宗朝与人闲谈时由其门人黄鉴记录下来的,最初起名为《南阳谈薮》,宋庠为之删减、分门别类后改名为《杨文公谈苑》。《谈苑》成书后,黄鉴的笔录便湮没无闻。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子部小说类著录十五卷,分二十一门;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子部小说类著录八卷,分二十一门;《宋史·艺文志》子部小说类著录十五卷,分二十一门,题为《杨亿谈苑》。由于原书已佚,流传至今,仅《说郛》、《五朝小说》等书残留一卷,存十余条佚文,不足原书十分之一。今人李裕民先生爬梳文献,从《宋朝事实类苑》、《类说》等书里辑录出二百三十四条佚文。李先生所辑的各条,均以他本进行对校,有异者出校记,并依内容全部拟题、标出顺序号,为阅读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对于《谈苑》的研究,由于原书已亡佚几百年,探讨利用者甚少,可以说李先生的辑校本整理出来前,几乎无人涉及该书。此后仅王河、真理的《宋代佚著辑考》与杨庆存所著的《宋代文学论稿》有所涉及。《宋代佚著辑考》对《谈苑》加以文献来源考索和辑录,然而查检全书内容,是书只是对《谈苑》重新做了辑佚工作,辑佚者似未参考李裕民先生的辑校本,故而做了部分重复工作,其中有数条可补李先生辑佚之遗漏,如:“孙承祐”、“钱俶进宝带”、“黑牡丹”等。然亦有数条明显不是《谈苑》的内容的,作者也辑入其中,如“赵阅道”条,该条载:“赵阅道
抃,熙宁中,以资政知越州”,熙宁乃神宗年号,是时杨亿早已亡故。“封孔子之后”条记载的是至和、元祐时事,至和乃仁宗年号,而元祐是哲宗年号。“范仲淹”条记载的是他知开封府事,而范仲淹权知开封府是在仁宗朝[2]。李先生在他辑校的《谈苑》一书前言中已做过说明:这一条实出孔平仲的《谈苑》。“李南公”条的主角李南公是神宗朝人,其知长沙县在熙宁前或熙宁初。“承旨阁子”条记录的王拱辰、张方平二人主要仕宦时间在仁宗神宗朝。这五条所记之事均在杨亿死后,辑佚者当精审所辑之条目才是。且该书所援引的类书大多为清人编撰,进行辑佚工作时,其辑入的条目内容错误者亦不少,如“魏咸熙”条,魏仁甫当为魏仁浦。又“卢延逊”条,卢延逊当为卢延让。由此可见是书正确率和可信度不如李氏辑校本。不过,《宋代佚著辑考》在《宋元宪文集》卷三十五中抄录出宋庠写的《杨文公谈苑序》全文,较李氏抄自《说郛》的《杨文公谈苑序》更为详细,原序保存了宋庠为《谈苑》分的二十类名目,有助于研究者考证本书的内容、流传和编纂情况。杨庆存先生所著的《宋代文学论稿》里有一章是专门对辑校本《谈苑》进行补甄的[3]78,杨先生就《穆修》一条与《易学辨惑》、《东轩笔录》等书的相关记载做了详细的对校,发现《事实类苑》抄录该条史料时注错了出处,而辑校本《谈苑》沿袭了《事实类苑》的讹误而未及详审,并指出《谈苑》里几条史料尚有疑窦。两位先生所做的只是一些文献考订辑录工作,现在学界尚无人对《谈苑》的内容进行全面的分析、利用。 二、《谈苑》的文学史料价值
学界对杨亿的文学创作研究主要集中在其诗文创作上,尤其以诗歌研究为焦点。研究者看重杨亿的诗歌,西昆派是否有贵族诗风,是否内涵深刻,是否鄙俗靡丽等等,都是辨析的焦点。近年来有研究者注意到宋代笔记对研究杨亿诗学思想的助益。如刘学锴《李商隐诗歌接受史》一书就用《宋朝事实类苑》所引的《杨文公谈苑》之“玉谿生”条论证李商隐诗对杨亿的影响,以及杨亿对于李商隐诗的收集、整理、
评价和学习,并通过西昆派诗歌与李商隐诗的题材、诗题与诗句三方面进行比对得出结论:“《西昆酬唱集》中绝大部分作品、辞藻、文采、典故、声律无一不备,恰恰缺乏诗歌最本质的东西——真实的感受和真挚的情感。”[4]437其实,不止“玉谿生”这段材料可以反映杨亿的喜好。《谈苑》的“獭祭鱼”与“徐锴”两条,记载了前人对李商隐的评论和徐锴、杨亿本人对“灰钉”典故的探寻,也说明了杨亿对于李商隐诗的崇学尚典的赞赏。刘先生在书中分析“玉谿生”条道:“这段话涉及商隐诗的诸多方面:一是富于才情,善于抒写艳情;二是风格雅丽;三是结构细密,内蕴多层;四是表现平易畅达;五是余味曲包,经得起反复咀味;六是善于形容‘万态之变’,表达难以言传的精神。”[4]20阅读《西昆酬唱集》可知,杨亿确实是在努力学习李商隐诗并追求李商隐的幽怨讽谏与富丽典雅。
刘先生又说从对杨亿诗歌的分析可以看出:“杨亿评论义山诗,还是相当重视其思想内容与立意寓慨的,并不单纯欣赏其艺术形式的华美绮艳。这和西昆派作家(包括杨亿自己)在诗歌创作上接受李商隐的影响主要是‘挹其芳润’、‘雕章丽句’有明显区别。”[4]20然而《谈苑》的“雍熙以来文士诗”、“钱惟演刘筠警句”以及“近世释子诗”三条并未反映他作诗重视思想内容与立意寓慨的追求。这三条材料是杨亿对门人论诗时,黄鉴集中记录的杨亿所欣赏之宋初诗歌警句,可以体现杨亿的一小部分文学好尚和赏鉴品位。从《谈苑》所载之警句可看到,这些警句多是化用前人诗句,对仗工整,且都喜欢用典,但是风格并不华丽,内容也很单薄,难脱前人窠臼。正如张毅在《宋代文学思想史》中所分析的:“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到唐代之后,诗的语言和意象由于诗歌创作经过一个高度繁荣时期已达到纯熟的地步,有些甚至定型化了。以致后来者即便没有作诗的激情,没有现实生活的实际感受,也有可能根据自己的作诗意图和题目,从前人的作品中找到同类的语言和意象,加以组合拼凑而写出诗来,从而使诗歌创作变为一种语言运用的技艺,可以用来作为消遣应酬的工具。”[5]26他说出了杨亿崇学尚典的原因之一,却仍持“西昆体
诗人的诗风华丽”[5]26的观点。张海鸥的论著《北宋诗学》也有专节论述杨亿以及西昆体诗,他认为:“杨亿诗学思想中潜含着一种鄙视通俗质朴、偏爱华丽雍容的文化贵族倾向。这种倾向,正是凝聚了西昆诗派的精神底蕴和审美旨趣。‘西昆体’诗人追求艺术表现的深隐、渊博、富丽、华美,从而为读者提供了较大的审美空间。”[6]39仔细阅读《谈苑》所录的诗文,笔者并未看到鄙视通俗质朴、偏爱华丽雍容的文化贵族倾向。杨亿叹赏的诗文除对仗工整、崇学赏典外,都还是颇有特色的,可见研究者讨论他的诗文创作与诗学思想时尚有偏颇之处。
杨亿有一部分诗歌的确用意深切、富有内涵,不过并非全部作品如鲁茜《论杨亿的诗歌美学思想》一文所言:《西昆酬唱集》有托兴深婉的幽怨悲愤主旨,其诗歌创作都是依照风雅并举、雅正深邃而来的[7]。杨亿身为知制诰、翰林学士,其职业需要他为文作诗皆典雅博赡,故其诗文创作或多或少都会有所影响。当然他有些诗确实作得很好,如《古今诗话》认为他的《咏汉武诗》连李商隐也不能超过[8]145。今人所做的一些翻案文章虽有创见,然而过犹不及,认为其诗作大部分都有寓意也是不恰当的。不过,研究杨亿的诗学思想却仅仅集中于《西昆酬唱集》这一部书上,未免有些以偏概全了,《谈苑》里记载的大量诗文警句也能反映杨亿的一部分诗歌追求与文学好尚,研究者是可以充分利用这部分资源的。此外,《谈苑》收录了不少晚唐、五代以及宋人的诗歌,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李裕民先生也说:第二十六条所载王感化二诗、第五十四条卢延让《赠玄上人》、《怀江上》二诗等,均可补《全唐诗》之阙。 三、《谈苑》的史学史料价值和社会风俗价值
除了杨亿的诗歌创作外,他的生平及其政治生涯近年来也有不少人研究,如田景丽的《杨亿身世及其对文学作品的影响》将杨亿的诗歌创作与其政治风骨结合起来研究,得出了全新的结论:虽然杨亿是西昆体的代表作家,但他的作品并非全然的缀风月、弄花草、逞学识之作。从前期的终身立朝之志、爱国忧民之心到后期的唱和
酬答、借古讽今,与其仕宦经历、生活环境有关,也是其理识清直、不为利变的性格所致[9]。她认为杨亿有高尚的政治风骨,刚正不阿的士大夫气节,堪称清亮鲠直、操行无玷的朝廷要臣,他无畏强权有着崇高的名节。这与以往那些说杨亿是只懂得吟风弄月、伤春悲秋的馆阁体诗人之类的评论相去甚远。吴宁在《杨亿的政治风骨》一文中也说其“文章华美、文格雄健”,“直言刚介、忠清鲠直”,“重名节、知廉耻、辨义例、明是非,是宋初正直士大夫的代表”[10]。研究者们不再仅仅单一的研究他某一时期的某些诗歌,而是将他的全部文学创作拿出来并结合其一生行事进行探讨,这样对杨亿的认识亦更显全面。其实,《谈苑》里也有不少记载可以看出杨亿的刚直风骨,如“潘承裕”、“冯起”、“陈乔”、“窦偁面斥贾琰”等条,我们能够看到他的喜恶褒贬和忠清鲠直。“王隐”、“李符知春州”等条非常直接地表现出对正直贤士的认同和对趋炎附势之人的不屑,展示了他刚正耿直的政治风骨。而对门人谈论诙谐诗文故事也说明了杨亿不是一个严肃古板的人,如“造五凤楼手”、“李涛题不动尊院诗”、“朱贞白善嘲咏”、“苏协”等条说明他与门人相处是轻松融洽的,展现了宋初文人士大夫的风采。另外,《续资治通鉴长编》、《皇朝编年备要》、《宋史》等史书在修撰时均参考了《谈苑》所载内容,如“王彦超”、“郭进”、“董遵诲”、“党进”等条;有部分材料则记载了宋初某些真实的社会状况。对宋初统治者组织人员治理水灾的记载,在史书上均无详载,《谈苑》有“刘吉”、“王隐”、“刘吉论食鱼”等条,我们从而得知宋初人民抗击天灾的真实情况,以及治水过程中官吏之间的矛盾。
把理论同实际结合起来,适当运用于现实社会活动的借鉴,这也是中国史学具有经世致用传统的原因之一。杨亿参与编修《国史》、《实录》,自然了解这一传统。他对门人广泛谈及各类事情和人物,便是蕴人生哲理、为人处世之道于其中。通过读史可以促进和提高人生修养,这在中国历史上有悠久的传统。正确研读史书对于人的待人接物、为人处世和思想境界都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古人为使这种作用发
挥得更好,必须注意两个问题即:博览和善择。多读便能博闻,只有多读才能辨真伪;善择才可得到真知,才能开卷有益。因此杨亿告戒门人:“学者当取三多:看读多、持论多、著述多。三多之中,持论为难。”[1]26这是他多年治学的经验,博览群书使他的视角较他人开放,如对伶人、宦官、武将的诗歌均给与很高的评价。杨亿才高学博、见多识广,《谈苑》所载内容可谓广博,从唐末五代到宋初的各地各类史料均已包罗,从全书的题材来讲,其言论内容反映了杨亿学识的博杂,甚至以各地风俗物产证史、证书,如杨亿讲“麝裂脐狨犛牛断尾”是为了证明庄周书,他讲“土厚水深无病”来证《春秋》,讲“猩猩”以证《山海经》,讲“病瘿”以证《本草》等等,体现了杨亿博学以及对各类知识的广泛兴趣,并时刻注意将书本知识与实际情况相联系,不做闭门造车的读死书之人。杨亿本人常年接触政治文化中心,因而他所谈论的当时文人士大夫事迹较一般人更加真实可靠,故《谈苑》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
杨亿作为宋初文坛的中枢人物,他与佛门的关系也是近年研究的亮点。研究者或着眼于杨亿与禅门的交涉,或侧重于杨亿对《景德传灯录》的修订[11],冯国栋、车轩的《杨亿佛门交游考》通过杨亿一生与佛门人物交游的历程,展现出他的思想变化,对研究杨亿的文学创作、仕宦生涯颇有助益。《谈苑》里也记录有不少关于佛门事迹,如“建寺”、“佛经”、“毁铜佛铸钱”等条分别反映了杨亿对佛门才德兼备的僧人的推崇,以及对于后周世宗摧毁宗教佛像的不认同。有些记载还为一些争论不休的疑点提供了确证,如“吕洞宾”条,吕洞宾传说出现的时间一直是研究者着眼较多之处,浦江清先生认为是在北宋仁宗庆历年间自岳阳开始流播的,小野四平等人认为出现时间应当更早才是。而陈尚君先生根据《谈苑》和《洛阳缙绅旧闻记》的记载,确定吕洞宾其人其事在宋太宗朝已经在长安流传了[12]。 杨亿位高名重,由于常年接触政治文化中心,并与同僚倡导了西昆体创作,因此《谈苑》一书无论是对研究宋代历史、社会风俗还是宋代文学都极具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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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田景丽.杨亿身世及其对文学作品的影响[J].平原大学学报,2007(3). [10]吴宁.杨亿的政治风骨[J].华夏文化,2002(1).
[11]冯国栋,车轩.杨亿佛门交游考[J].宗教学研究,2007(2). [12]新宋学(第一辑)[C].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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