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奇闻轶事

陈永贵奇闻轶事

半文盲的国家副

陈永贵在1975年1月中旬举行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副。陈永贵后来谈到他的官运时说：“我当副，自己思想上真是没有准备，可开会时一鼓掌就通过了。”在1978年2月到3月举行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陈永贵又一次被任命为副。

19年3月29日，问当时的山西第一陶鲁茄：“陈永贵识不识字呀？”陶鲁茄说：“不识字。这些年扫盲，还能看报纸，是个‘大老粗’。”说：“看来不可轻视‘大老粗’。”让文化基础比较低的工人、贫下中农直接升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当时不止陈永贵一个。还有陕西省咸阳市一家纺织厂的女工吴桂贤。陈永贵在1973年8月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当上政治局委员时，吴桂贤也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后来吴桂贤也和陈永贵同时成为副。辽宁省有个卖菜的女售货员叫李素文，那时也当了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的副委员长。当时这一批进入领导层的人，文化都比陈永贵高一些。半文盲只有一个，就是陈永贵。

陈副办公是“一绝”

陈永贵分工管全国的农业，天天要看文件，要作指示，还经常要作报告。

小范围内开会研究工作，这好办，他可以讲话，也可以不讲话。视察工作时，发几条口头指示，对他来说也不难。就是一到要认字、写字时，他就难办了。他每天要批阅的材料很多，这些材料都由他从昔阳县带来的秘书先看，然后挑重要的向他说说，或把最重要

的地方划出来给他看，认不得的地方给他念念。他同意的，就在材料上画个圈。好多事，他实在弄不懂，但画圈却画得很快。这是怎么回事呢？他的亲密战友张怀英曾问过他：“你怎么画圈这么快？”他说，他看见、李先念画圈，他也就画圈。他信得过他们。李先念是老政治局委员和副。

不拿工资的副

这又是一件奇事。陈永贵当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在办公，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他却不脱农籍，不拿国家工资。他是唯一既是，又是农民，具有双重身份的人。陈永贵为国家工作，不拿国家的工资，他靠什么生活呢？

我们国家那时把农村里的基层干部称为不脱产干部。陈永贵当了副，就把自己划在了这种出外工作但仍不脱产的干部里头。只是别的不脱产干部外出活动是短期的，他出来当副是长期的。开始由山西省每月补贴他六十元，后来涨到一百元，同时北京每天再给他一元两角伙食补助，大寨每年还给他记一个中等男劳动力一年的劳动日。到年终，社员一个劳动日分配多少钱，他也分多少钱。当时大寨的分配水平在全国算比较高的，一个劳动日约一元四角到一元五角，能买一斤八两到二斤猪肉。那时我们新华社山西分社副社长马明是厅（师、地）级干部，每月工资是一百六十六元。陈永贵既是一个不脱产干部，在北京住房自然就不出钱。他吃饭也花不了多少钱，原来机关事务管理局给他配了一名高级厨师，过了些日子，他说：“他做的我不爱吃，我爱吃的他不会做。”他把高级厨师打发走了，自己从昔阳县找了一个会做家乡饭的厨师，这人小名叫石头。他会做陈永贵爱吃的昔阳面食：拉面、抿曲（一种面食）、假豆腐（一种玉米粉面条）、饺子等。饺子也不需要三鲜之类的高级馅，只要有点猪羊肉，加上胡萝卜和粗粉条就行。陈永贵离不开北方农民泡的酸菜。这位副的饭菜水平还达不到江浙和广东中等农民家的水平。陈永贵当了一场十亿人口的大国的副，始终两袖清风，算得上是一个“布衣宰相”了。

周曾批评过他

陈永贵到“”后期，已达到全国只有一个人敢公开批评他的程度。这一个人就是周恩来。“四人帮”和其他一些人，背后也骂陈永贵，但不敢公开批评他，更不敢见诸文字。不能批评陈永贵吗？当然能批评陈永贵。但在他在世时，对陈永贵和大寨，只有表扬，没有批评。

周恩来批评陈永贵和大寨很多次。1965年5月21日，周恩来陪同阿尔巴尼亚会议副科列加去大寨时，批评了大寨的虎头山上没有树，指出这一点要向李顺达领导的山西省平顺县西沟大队学习。“”中，山西两大派闹得全省无法生产，无法工作，社会生活无保障，陈永贵属于其中的一派。1969年2月16日下午，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山西省参加冶金会议的代表时，陈永贵在场，有人喊口号：“向陈永贵同志学习！”周马上指出：“学习大寨，学习陈永贵，对的学习，你们不能学习他的派性。”周说：“陈永贵同志是高举大寨红旗的，但是在最近几个月，他陷入了派性。”

陈永贵从来认为大寨人是大公无私的。周在1971年11月15日晚对美国朋友韩丁说：“大寨是有缺点的……先公后私就不错了，哪有大公无私？没有私哪来公？没有小哪来大？没有上哪来下？”

请批准“三三制”

陈永贵到北京当大官，开始住在北京的钓鱼台，等“四人帮”也在里头占着房子。“四人帮”四处树敌，天天心惊胆战，阶级斗争观念特强。钓鱼台除了门口由把守，里面还有许多岗哨，一般人根本进不去。陈永贵进了钓鱼台以后，被封闭了，大寨党支部委员来看他，也被拦在院外，搞半天才能过去。陈永贵觉得这样下去，时间长了，非变成

无用的傻子不可。他就给写了一封信，提出搬出钓鱼台，并要求实行三三制：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三分之一时间在大寨，三分之一时间跑全国。马上批准了陈永贵的要求，并赞扬了他。他争取到三分之一时间在大寨，这是他争到的能自由自在的地方。他回大寨，不让北京的警卫战士到昔阳，他的理由是：“我是个农民，回家劳动，你们警卫干什么？你还能给全国农民都派上警卫战士？”（据《文汇读书周报》）冯东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