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美双边关系的历史进程

总结中美关系的发展过程，我们也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基本看法：其一，中美关系应当成为中美双边关系的主体，它不仅应当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障碍，而且应当成为引导两国政治关系发展趋向的主要力量。其二，中国和美国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双边经济关系应是一种高度互补的相互依存关系，但是这种依存关系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而未能充分地发展起来。其中以市场进入障碍和国内外政治力量干扰最为关键，而且后者往往成为市场关系的主要破坏力量。其三，美国在中国市场的进入障碍由来已久，这是受到传统文化和市场经济发育不充分所影响的，并不因中国更迭变化而变化。事实上，从清王朝、北洋军阀、，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美国取得较大市场利益的应推１９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为最。其四，在排除非经济因素干扰时，美国企业的力量往往超过美国的干预。因此，我们在发展双边经济关系时主要应寄希望于投资于中国的美国大公司，使公司的力量能够成为两个市场结合的纽带。其五，美国在中国市场竞争的对手主要是日本企业，但是战争时期美国对日本在亚太市场的份额一再出让，以致在冷战后美国难以重新夺回其传统市场。实际上，美中日三角关系的未来基础将不是战略合作，而是市场融合的依存度。 最佳答案

美关系中的共同利益

中美关系除存在矛盾的一面,还有相互需求、相互合作的共同性一面。美国学者哈里·哈丁在其著作《美国和中国1972年以来的脆弱关系》中指出,中国同许多与美国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重大问题分不开,这些问题包括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保持西太平洋的均势,保护国际环境,管理全球经济,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建立维护全球和区域安全的新等等。无论我们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持何看法,忽视这样一个国家都是愚蠢的。中国一向重视中美关系,认为同美国在许多问题上,特别是在维护全球和地区安全问题上,在保护国际环境等全球性问题上,在经济贸易和科技文化交流等问题上,都存在着共同利益。

(一)安全利益

中美都是联合理会常任理事国,对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都负有重要责任。冷战结束,中美苏三角关系虽已不存在,但安全因素仍然在中美关系中占有重要成份。因为冷战后的世界并不安宁,原有的一些问题还未消除,新的冲突热点又已出现。随着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它不得不更多地借助联合国的影响来处理一系列的国际及地区问题。如果没有中国的适度合作,美国的方案是行不通的。如在海湾危机问题上和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上就是例证。在解决核不扩散和全球环境保护问题上,美国也需要中国的合作。

中美两国在维护地区安全方面的共同需求更加明显。美国的着眼点已开始从大西洋地区向亚太地区转移。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是至关重要的。目前,美国对亚洲的出口已达1300亿美元,占全部出口总额的40%。美全国有250万个就业岗位与向亚

洲出口直接相关。亚太地区已成为美国经济的巨大来源地。但这个地区的经济大国日本,不仅在亚太市场上具有同美国争夺的优势,而且正不断增加国际预算,扩充军备,积极发展战略力量,政治、军事性进一步增强。在争夺亚太主导权的斗争中,日美矛盾的一面在上升。另一大国俄罗斯在这个地区仍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近年来,美俄合作伙伴关系亦遇到了麻烦,俄罗斯的全方位外交正在实施。朝鲜半岛北南双方继续保持分离状态,并不断出现紧张局势。这些均构成了对美国在亚太利益的威胁。中国的发展也是同亚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密不可分的,中国正致力于同亚太地区的所有国家友好相处。中国与日本的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和扩大;同俄罗斯已建立起新型的双边关系,两国经济、政治及军事关系已全面发展;中韩建交,中国与朝鲜半岛的联系增强,对稳定朝鲜半岛局势的作用加大。美国无论是防止日本独占亚太市场,还是牵制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发展以及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不考虑中国的影响,不同中国进行合作是不可能的。前助理国务卿理查德·所罗门1992年2月25日在一次讲话中曾指出,虽然对美国和中国构成威胁的苏联已经崩溃,然而,美中两国仍有共同的战略利益。美国五角大楼和军事企业界一些人士也指出,“苏联瓦解后,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下降了,但在区域战略中的地位却上升了”。③克林顿总统1994年5月31日在《洛杉矶时报》撰文说,我们必须从我们在亚太地区的范围更广的利益的角度来看待我们同中国的关系。美国是亚太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在联合理会拥有否决权,它是亚洲乃至全球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一些方面,美中两国具有同样的重要利益。④美国总统顾问伯杰1997年8月15日访问中国时强调,中美关系是极其重要的一种关系,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国家,今后10年的发展将对我们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可见,中美有着共同的安全利益。

(二)经济贸易和科技文化教育方面的利益

中美两国,一个是发展中的大国,一个是经济、科技发达的大国,两国都有广阔的市场,经济互补性很强。中国正致力于加速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更注重同美国在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的合作。美国的资金、技术及管理经验,对推动中国的发展无疑会起重大作用。而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又补充美国的大众市场,也有利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据世界银行一份调查报告说,如果美国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可能减少42%至96%,而为了支付取代中国产品的比较昂贵产品的价格,或是弥补对中国商品征收的更高的关税,美国的消费者可能每年要多支出140亿美元。显然,中国对美出口已成为美国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两国贸易额已达400多亿美元,比1979年增加了数十倍。中国是美国小麦、磷肥、木材的主要销售市场,是美波音公司的第四大用户,也是美国计算机、工业机械等产品的最大买主之一。中国从美国的进口逐年递增。中美各自的一些产品对对方市场的依赖性已初步形成。在投资方面,截止1995年6月底,美国对华投资项目已达17784项,协议金额235 9亿美元,实际投入88 7亿美元⑤。美国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投资者之一。199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达67795亿元人民币,年增长率9 7%,进出口总额达29亿美元,年均递增15%。中国经济正在持续、快速地发展,发展的重点———交通、通信和能源等领域,正是美国的强项。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对美国有着非常大的吸引力。正是中美在经济利益上的一致性,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带来了历史性机遇,并成为双边关系的核心。

中美之间还在科技、文化教育领域进行广泛合作。双边科学技术议定书涉及到30多个部门和机构。中国达10万多人的留学生和学者到美国接受高级培训和从事研究工作。同样,也有众多的美国学生和学者来中国学习和从事语言研究、参加科研合作项目或在高等学校任教。中美之间的科技合作和文化教育交流,不仅促进了两国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增进了两国专家、学者之间的了解,而且也有力地推动了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

三、寻求合作,不搞对抗是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前提

中美间存在分歧,也有诸多共同利益。如何尽最大可能消除分歧,维护和发展共同利益,是中美关系走上健康发展道路的关键所在。1993年11月中美首脑在西雅图会晤时一致认为,中美关系应从长远的观点和更广泛的范围来对待。在许多问题上,中美是有共同利益的。中美之间的分歧可以通过平等对话与逐步协商来解决。1994年10月江会见来访的美国国防佩里时指出,中美之间应该“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⑥。西雅图首脑会晤后中美关系有所改善。特别是1997年以来,中美关系基本保持了改善和发展的势头。

长期以来,美国的对华既受制于外交,又受制于国内经济。比较而言,经济因素对中美关系起积极的推动作用,因素只能起消极的牵制作用。从克林顿第二任期的对华来看,受制于经济因素的程度越来越大。1997年2月4日克林顿连任总统后首次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指出,一个孤立的中国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虽与仍有广泛的歧见,但美国必须与北京增加接触和交往,才能解决双方之间的重大问题。近来美国一再承诺遵守美中之间的三个“联合公报”及执行“一个中国的”。克林顿的对华比第一任期时有了明显的进步。过去“理想主义”色彩重,过分地强调民主和;现在强调对华的核心是全面接触和交往,找到了双方解决和减少分歧的途径。这对中美两国寻求合作,避免对抗,进一步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无疑是非常有益的。

从长远看,中美之间在许多领域是能够找到共同点的。因此,只要两国从全球和亚太地区的战略高度,从未来的角度来看待中美关系,超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分歧,“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就会得到维护和发展,分歧通过平等的、富有诚意的对话和协商得到逐步解决,中美关系就能健康、顺利地向前发展。1997年10月江访美,1998年克林顿总统也将访华,以两国领导人的访问为契机,中美关系一定会好起来。中美健康、稳定的关系将迈入21世纪

石油换食品协议产生有着复杂的国际背景。因为1990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联合国通过决议，决定对对伊拉克实行包括禁运等一系列经济制裁措施。经济制裁没有对伊拉克的统治者的生活产生什么直接的影响，而给伊拉克人民带来了空前的人道主义灾难。伊拉克人民食品严重缺乏，药品严重短缺，许多伊拉克老人、儿童因此死亡。伊拉克借机大做文章，要求联合国取消制裁。既然维护联合国制裁的权威，又要避免伊拉克人民经受的苦难，成为一个难题。在这种情况下，安南（当时还不是联合国秘书长但负责联合国的人道主义事务）提出一个方案，即石油换食品计划。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最近遇上了麻烦。麻烦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联合国主管石油换食品计划的三名因受贿嫌疑被停职调查，其中包括石油换食品计划的办公室主任塞万；二是自己的儿子科乔因为帮助他服务的一家公司获得了石油换食品计划的巨额合同，并且在离开那家公司以后的四年仍然从那家公司支取高额的“顾

问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