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政治与威胁——论我国政治安全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

个人、政治与威胁 ——论我国政治安全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

王亚萍

【摘 要】摘 要：基于个人安全与政治安全息息相关的角度审视政治领域安全问题，探讨安全、个人安全、政治安全的含义和主要内容。中国的政治安全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现实性和综合性的威胁与挑战，主要包括国家主权争端、意识形态领域、国家认同层面、祖国统一问题等威胁与挑战。中国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护和确保政治安全，这不仅是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极大考验，更是关乎国家前途的重大问题。

【期刊名称】信阳农林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6(026)002

【总页数】5

【关键词】安全；个人安全；政治安全；威胁；措施

1 安全(security)

安全——无论是个人安全、政治安全还是社会安全——是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基本上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因此，只有我们清楚明白“安全”的内涵，才能够更精确地把握与“安全”有关的一系列问题。无论是在政治学还是其它学科中，“安全”这一词汇本身被许多学者、实践者以及政府官员广泛使用，它已经成为一个极其核心的概念。《牛津英语大辞典》对于“security”(安全)的定义是“在威胁面前，没有暴露或即使暴露也被保护的状态”；“safety”(安全)是免于威胁、担心、忧虑；“secure sense”(安

全感)是指没有产生或者规避了威胁的感觉。奥利·维夫(Ole Weaver)指出，“安全至少具有两个方面：第一，面临的是将要出现的威胁；第二，关心的是跌破某些严重剥夺的临界点。”[1]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对“安全”进行了比较清晰的界定，在其《National Security as ambiguous symbol》中，他对“安全”的多维度进行了明确的解释，反映了实证主义的主导倾向。他认为应将“安全”的研究视角从个人层次延伸到政治层次，“安全”的外延不应该局限于国家安全，它应该向外扩展，将某些系统性要素(如政治体系)囊括进来，从而提升“安全”的烈度。此举的最终目的在于揭露模糊的符号概念导致的潜在威胁，强调作为一种政治符号，“安全”的概念包含了重大的政治威慑力和影响力。“安全”的概念过于多面和复杂，其最低底线是生存，同时，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生存状况的追求，这一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安全”要素的明确性。W.B.加利(W.B. Gallie)认为安全是一个“极具争议性概念”[2]。它有可能比社会学中的其他基本概念——正义、平等、和平、爱情、自由等——更为复杂，安全概念并非将关注的特定情景(情况)明确化，这往往会引起对其功能和意义的争论，而这些争论往往是无疾而终、无法解答的。

2 个人安全(personal security)：政治问题的一种表现形式

“个人安全”是一个复杂的存在，1994年，联合国开发署(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UNDP)在《1994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个人安全”的含义，希望以一个尽可能全面的定义来回答个人面临的安全威胁，“个人安全就是免于饥饿、疾病、压迫等长期威胁；在工作、家庭、社区等任何日常生活场所中，都免于危害性和突发性的干扰，既免于匮乏的威胁，又没有恐惧的威胁，而这种威胁可以划分为7种集合：经济安全、食物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个人安全、社区安全和政治安全。”[3]个人是安全概念适用范围的最小单元，一般情况下，“安全”更适用于物而非个人。由于指定物品一般可以通过相仿物品代替，所以，人们可以通过对风险的保守统计

(actuarial statistics)降低损失物品的风险，以此来提升物品所有者所有权的安全系数。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绝不能以这样简单的方式确保个人安全，首先，个人作为主体性存在，个人安全包含诸多因素——生命、自由、地位、健康、经济、政治等，其中一些要素(生命、权力)一旦丧失，将无法恢复。其次，个人安全的某些方面是矛盾的，比如，如何既确保个人免受犯罪分子的侵扰，与此同时又不侵害其作为公民的自由权？从本质而言，安全的对立面是“威胁”，安全概念折射出来的威胁(挑战)是模糊不确定的。就个人而言，安全不是绝对的，人类社会是在曲折中前进的，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某些因果关系不明确的威胁，比如犯罪、地缘政治、意识形态渗透，安全似乎“遥不可及”。这样一来，个人安全面临着作为一种政治问题的困境，即这个困境如何既推动自由(community)，又不会遭受权威的压迫(oppression)，简言之，如何既确保个人自由权利，又保护他人不受自己自由的威胁？

霍布斯在(Thomas Hobbes)《利维坦》中清晰地说明了这种困境，他认为个人或者集体(社区、民族、国家等)生活在自然状态，即无政府状态，他们会轻而易举地发现自由程度的提高是通过置换自身安全为代价的，如果想要获得某种程度的自由，那么行为主体必定要遭受同等或更高程度的不安全，结论是安全度与自由度成反比。用霍布斯的话来讲，在自然状态(无政府状态)下，处于其中的个人面临着一些自然混乱和社会混乱，个人无法控制甚至不能承受诸如此类的混乱，处于危机中的个人不得不选择牺牲某些自由来确保自身生存的安全，由此一来，政府便产生了。政府不仅依赖于权力集中，而且依靠于这样一种契约，即两害相权取其轻(自然状态下的威胁 > 政治威胁)， 将与个人安全息息相关的政治问题诠释为“较小的恶”(the lesser evil)。政府(政治)提供了一种机制——确保人们规避或躲避混乱以获得安全的机制，这是人们构建政府的初衷。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生产方式的日益专业，个人与政府间的共存关系得以加强，自然状态对社会成员的吸引力和诱惑力越来越弱，个人愈发依赖于政府，从这种思维逻辑来看，政府(政治)的地位是不可逆转的，人类是不可能退回到自然状态的，所以，我们不会也不可能离开政治来探

讨个人安全，个人安全与政治安全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

3 政治安全(political security)：安全的一个指代对象

“政治安全”是“政治”与“安全”的有机统一，指代对象为政治，归根到底是安全。安全概念被用于不同的地区和国家，而这些地方的具体情况五花八门，各不相同。因此，我们不应该奢望“政治安全”的一般意义具有绝对一致性，不能通过单一的因素(如国防实力)来衡量政治安全，作为安全的一个指代对象，“政治安全”的含义具有多样性。政治安全既是安全领域的重要理论，也是主流理论研究不可忽视的议题，它广泛涉及政治学理论、政治制度、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等众多学科。当作为指代对象的政治概念与内容复杂的安全概念有机结合时，“政治安全”就具备了相对明确的内涵。近年来，学术界对政治安全问题进行了积极地研究和探讨，由于研究兴趣、目的、框架等各不相同，所以，学者们对“政治安全”的界定各有侧重，具体归纳为以下几种观点：

3.1 国家主权观

这种观点强调政治安全即国家主权在面临外来的政治干扰和威胁时，运用一切力量排除和解决这种威胁，从而确保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这种类型的政治安全主要强调国家是政治安全的核心，探讨主权国家对抗强权政治的国际争斗，这是传统安全的显著特点。主权和政权是紧密相连的统一体，主权是一个国家的最基本属性，它不可分割，不能转让，不受侵扰，对内表现为统治(管理)权，对外表现为独立(自主)权。邓小平在香港问题上曾明确表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4]

3.2 意识形态观

这种观点强调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政治安全系统中的关键地位，突出强调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引导能力。意识形态从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抽象事物，它与社会中的政治、经济相联系，涉及哲学、艺术、宗教、道德、法律、政治思想等众多内容，一个国家对意识形态阵地的保护与坚守，最终目的是确保政权根基，维护政权稳定。从政治的角度而言，主流意识形态是政权合法性的思想基础，是政权存在的理论来源，事关重大。一旦意识形态改旗易帜，无异于政权被颠覆。有学者明确强调，“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政治安全的灵魂”[5]。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已成为当下人们研究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参照系”[6]。

3.3 制度要素观

这种观点强调一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对政治安全的影响，政治制度是指围绕政治活动而产生的一切政治体制的总和，一般是指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其目的是保障国家的基本性质——谁代表国家意识，谁是统治阶级。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政治领域的关键性要素，政治制度各要素之间的合理运行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是政治安全的具体表现。杨宁强调：“政治安全是指政治体系的连续性和有序性。”[7]总而言之，政治安全旨在“保障国家的政治稳定”[8]。我国政府普遍关注和重视政治安全，把政治安全作为全局安全的基础。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要坚决防范和打击各种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和分裂活动，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全。”2006年9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世界仍然很不安宁，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为了加强对安全工作的统一集中指导，决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着力维护主权和安全。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实施国家安全战略，坚决维护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信息、国防等安全。”

4 政治不安全：我国政治安全面临的威胁与挑战

绝大多数威胁来源于内外部环境，因此，在量化一个国家政治安全面临的威胁与挑战时，应考虑内外两种原因——不仅要考虑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凝聚力、国防实力等方面的脆弱性，而且要探究其他国家有可能造成的外部威胁。一般而言，呈现脆弱性的国家，基本不具备应对各种类型的威胁与挑战的能力；相反，如果一个国家内外部各方面实力都强，那么，它基本具备应对各种类型的威胁与挑战的能力。表1以“政治凝聚力”(内部因素)和“外来威胁”(外部因素)两个维度，简单地对上述内容作了总结。

由于部分威胁与挑战是内外部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来自于国内(内部)，又来自于国外(外部)，故以下不再对我国政治安全面临的挑战来源——内部、外部——进行详细分析。

4.1 国家主权争端的威胁与挑战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我国国家主权面临的威胁与挑战，主要涉及领土争端问题。中国是一个世界级的大国，邻国众多，其中包括14个陆上邻国，9个海上邻国。到目前为止，同我国陆地上存在领土争端的国家(如印度)已经不多，大部分的国家主权领土争端来自于海洋，其中，中国与东南亚有关国家的南海问题，中日钓鱼岛问题表现最为显著。面临诸如此类的海洋争端问题，我国坚决维护领土完整与政治安全，特别强调如果忍无可忍，那么就不必再忍。

4.2 意识形态方面的威胁与挑战

意识形态方面面临的威胁与挑战主要包括网络不安全与西方国家的“西化”。随着全

球化的发展，网络安全问题不再是一国范围内的问题，成为了跨区域、跨国家的问题。网络安全面临的威胁与挑战大体包括两种：一种是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垄断了信息技术的主导权，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信息产生、流动、扩散、维护等方面都处于“虚位”。另一种是信息所有权问题，在网络虚拟空间中，信息传播速度飞快，并且信息扩散是无国别的，一国或多国试图对各种信息进行及时屏蔽从而控制某些不利信息的流通(流入、流出)，基本上是无法做到的。所以，这种特殊性的网络传播超出了“所有权”(主权)的范围，挑战国家主权的权威。中国是世界上网民数量最多的国家，网络安全问题对我国政治安全带来的威胁与挑战不容忽视。

西方国家的“西化”，是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一大威胁与挑战。目前，我国国家实力雄厚，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将我们视为“眼中钉”，愈发希望通过西方的民主制度和价值取向改变和重造中国。曾任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的约瑟夫·乃(Joseph Nye)认为：“推进民主既有意识形态利益，也有实际利益。”[9]由于“西化”直接威胁政权合法性和政治稳定，所以不容小觑。

4.3 国家认同层面的威胁与挑战

认同(identity)的意思是“一样的”，即认为一致、相同。国家认同是指“对国家的政治体制、基本制度的权威性的认可，是公民对以宪法为基础的法律体系、政治系统的承认与支持”[10]。国家认同的基础是民族认同，因此，国家认同层面的威胁大多出现在多民族国家。如若民族认同程度较高，那么国家主权和政权会得到妥善的维护，反之，则政局动荡、民族分裂的问题层出不穷。中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多民族国家，民族构成相对复杂，除汉族外，还有苗族、壮族、哈尼族等55个少数民族，其中存在着一些民族分裂势力(如疆独、藏独以及台独)，危害公民安全，威胁国家统一。因此，国家认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4.4 祖国统一问题的威胁与挑战

对我国而言，祖国统一的问题也就是大陆和台湾统一的问题，从本质上而言，这是中国的内部问题，但实际上，这已经成为了一项国际化问题，越来越多的国家试图插手其中。海峡两岸分离、分立的局面如若长期存在，不仅会使我国在统一的道路上困难重重，而且会给居心叵测的某些国际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的机会，这必然会对中国的政治安全带来不良甚至恶劣影响。

以上是我国政治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与挑战，值得一提的是，各种威胁与挑战的强度和表现形式不一，如表2所示：

5 维护政治安全：应对威胁与挑战的途径

当前，由于政治安全的时空领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广阔，内涵和外延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样，可预知和不可预知的威胁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增多。这就要求国家相关机构及时发现威胁，明确现阶段政治安全面临的挑战，提高政治安全的风险预测、风险防控、风险处理能力。在现阶段，维护我国政治安全，应对威胁与挑战的途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5.1 高效解决国家领土争端问题

随着陆地上领土争端问题的日渐平息和解决，海洋争端问题逐渐升温和沸腾，在现阶段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内，南海和东海的海洋争端问题，是我国在主权安全问题上面临的主要威胁与挑战。由于各种复杂因素(历史、现实)相互交织，在短时间内，海洋争端问题很难得到完美妥善(各方满意)地解决。因此，中国应有效地控制纠纷问题，不使纠葛膨胀激

化，甚至擦枪走火。中国反对多边方式、多方参与的方式解决此类问题，强烈反对将国家领土争端扩大化、国际化。中国强调只能由争端的当事人——地区或国家——谈判协商解决问题，谢绝任何“好心人”的插手。

5.2 确保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

信息主义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网络由于其放大性、全球性、瞬间性、隐蔽性以及低门槛的传播特征，使具有指向性的意识形态，突破国家监控，快速地传播到网民的头脑中。在各国政治信息多向传播的局面下，在网络管理模式尚不成熟的情况下，网络已经成为威胁意识形态安全以及政治安全的重要因素。信息争夺是如今网络领域的基本现实，为确保网络安全，中国必须加快构建自己的网络话语权。在充分发挥互联网多媒体作用的基础上，大力创建中文网站，积极向世界展现文明、开放、民主、富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能量，开诚布公地向外界展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优越性，提升中华文明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改变我国在网络方面的被动局面，为争取世界网络虚拟空间的话语权做准备，确保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

全力打击 “西化”和“分裂”势力，誓死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统一。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到来，我国加入了许多国际组织，同西方国家的合作与战略联盟不断。但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等方面不可能实现无缝对接(seamless joint)，差异和对立必然存在。在“西化”和“分裂”的问题上，必须全力反击西方国家宣扬的“主权过时论”，严厉打击民族分裂势力，包括疆独、藏独以及台独势力，绝不能手软，坚决维护主权完整和祖国统一。

5.3 增强国家认同感

要想保持政治的持久稳定，切实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一个必要的方面，就是个人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感，这是影响制度安全、政治安全甚至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李普塞特(Lipset)曾说过：“制度和价值观的一致性对社会的生存是必要的条件。”[11]政治认同的融合与构建，是解决安全威胁行之有效的办法，是执政党提升影响力和执政力的重要资源。因此，有意识地建构和确保政治层面的国家认同意义重大。认同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只有社会成员将认同对象不断内化，“围绕内化过程构建其意义时，才能成为认同”[12]。我国应加强回应性建设，提升政治环境的更新能力、调整能力以及适应能力，确保制度认同、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

要想实现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必须要切实保护公民权利，特别是政治权利，只有加强民众对政治制度的认同感，增强政治体系的民意基础，拓展政治社会化的功能，才能增强认同的内生动力；反之，必定会引起社会混乱和政治动荡，那么政治安全也就无从谈起。保障公民权利是现代政治文明要实现的价值目标，是实现认同的基本条件。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应着重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利。合理有效地政治参与，不仅可以促进政治体系健康运行，维护政治稳定，而且可以兼容各种政治组织(个体或团体)的要求，为社会各个阶层提供利益诉求的平台。这有助于消灭威胁政治安全的因素，提升公民的政治认同感和国家认同感。“公民越是关心和参与政治，就会越认同政治系统。”[13]

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实践表明，政治安全是关乎主权完整和政权存亡的重要条件，在新时期，能否有效确保和维护政治安全，不仅是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极大考验，更是关乎国家前途的重大问题。运用全局思路，采取有效手段，应对政治安全面临的现实性和综合性的威胁与挑战显得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 Ole Weaver. Securitizing Sector? Reply to Eriksson [J].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34(3):335.

[2] W.B. Gallie. Essentilly contested concepts[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62: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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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刘 祎.意识形态安全：政治安全的灵魂[J].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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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李普塞特.一致与冲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

[12] 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5.

[13] 陶东明,陈明明.当代中国政治参与[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263.

(编辑：余承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