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小龙《普通语言学教程》精读课
第一讲 索绪尔的生平
（一）索绪尔的家族：从法国到日内瓦
（二）索绪尔的青少年时代
（三）德国留学的日子
（四）巴黎十年
（五）日内瓦的方言调查
（六）三期普通语言学课程
（七）索绪尔最后的日子
第一讲内容摘要
1908年7月14日，日内瓦大学为索绪尔举行五十寿辰庆祝会。这是他后半生最愉快的一天。他在日内瓦的同事和学生以及亲属济济一堂，远在法国的学生们也来参加老师的盛会。索绪尔胸前挂上了巴黎授予的红色的里昂·德奴尔勋章。日内瓦大学向他赠送为庆祝他五十寿辰而编辑的《德·索绪尔先生纪念论文集》。索绪尔在1909年被选为丹麦科学院会员，在1910年被授予法国学士院通讯院士的光荣称号。
晚年的索绪尔在孤独的学术求索中越来越沉默寡言。他深陷在对较语言符号本身更重要的符号间差异的沉思中，这一颠覆性的语言学革命使他与他的时代——热火朝天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渐行渐远。正如本维尼斯特所言：“没有比这样的逻辑思虑更能远离他那个时代的了。当时的语言学家全身心地投入到历史调查之中，进行材料比较，编制词源目录。这些宏大工程，尽管非常有用，却没有为理论思考留出立锥之地。索绪尔独自面对着所思考的问题。要完成的任务的艰巨性，必要改革的极端性，使他犹豫不决，有时灰心丧气。但他没有放弃。”[1]本维尼斯特把索绪尔的沉默比作一出充满痛苦的戏剧，随着一年一年痛苦的加重，索绪尔看不到出路。
在思想史上，创造者，尤其是新的科学范式的创造者，总是孤独前行的。而索绪尔的孤独，不仅由于他理论上的特立独行，更在于他对理论的尽善尽美的追求。他的学生梅耶在谈到索绪尔晚年的沉默态度时说：“…在那以后的索绪尔，因为对任何有关语言理论都未考虑成熟，认为还未达到出版的水平。…认为必须使著作臻于绝对完善这种极端考虑，于是顽固地保持沉默，除简短的研究笔记外，其他出版一概拒绝……”。[2]索绪尔的学生巴利要将索绪尔在1897年日内瓦大学举办的暑期讲座上的报告《音节理论》的记录整理出版，被索绪尔以“细节不完全”的理由拒绝。梅耶力劝索绪尔把誊抄清楚的方言研究讲稿交付出版，也未获应允。这种近乎苛刻的态度使得索绪尔的理想目标对于他几近“不可能的任务”。这就使他的心理罩上了层层的阴影。本维尼斯特这样形容晚年孤独的思想者索绪尔：
他晚年的风貌，保持着威严和些许的疲倦，令人感到有种上了年纪的贵人的风格。在他那像做梦一样不安的目光中有着疑问的神情，他的一生，在这以后把自己放在这个疑问上面了。[3]
1912年夏，索绪尔在病痛压迫下离开教学讲台，回乡养病，住在洛桑诺附近一座被中世纪庄
园的葡萄园围着的寓所内。妻子玛丽陪伴着他。他在病床上的唯一乐趣是学习汉语，这种古老的东方语言一定给索绪尔许多新的理论启迪。第二年开春，索绪尔病情恶化，于2月22日与世长辞。那是一个周末的傍晚，索绪尔英年早逝，才55岁。当地报纸刊登了讣告和国内外学者的悼念文章。26日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是会上宣读的最后一份唁电，那是一直支持他、与他亦师亦友的路易·伯尔盖纳代表法国高等研究院发来的。伯尔盖纳最早在给21岁的索绪尔写的书评中称索绪尔为“天才的语言学家”。28日，索绪尔的学生齐聚在索绪尔上课的教室里，悼念他们的老师。为索绪尔代课的弟子薛施霭发表了悼念索绪尔的演讲。另一位弟子巴利继任索绪尔任普通语言学教授后，在10月23日也发表了《索绪尔与普通语言学的现状》的纪念演讲。三年后，这两位弟子代老师出版了《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的思想由此成为二十世纪世界语言学的共同财富，这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索绪尔的夙愿。
1915年3月，玛丽·德·索绪尔夫人编的《费迪南·德·索绪尔》一书出版。书中收录了各国学者写的11篇悼词。夫人以此纪念她卓越不凡的丈夫。1963年，在纪念索绪尔逝世50周年之际，法国著名语言学家埃米尔·本维尼斯特发表纪念演讲，他说：
思想的命运是一种多么奇特的命运，有时看上去它有着自身的生命轨迹，揭示着或否定着或重塑着其创造者的形象。索绪尔有限的生命历程与其丰富的思想财富的比照，令人无限暇想。一个人，在几乎整个的生命旅程中，独自持守着他的思想，无法同意教授他认为属于错谬或者虚幻不实的东西，感觉到应该进行一番彻底的改造，却越来越减少了去改造的愿望，最终在多式多样的排遣也无法让他从个人真理的动荡中自拔的时候，便向寥寥的几个听众传授了他的思想，关于语言本质的思想，他认为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发表的思想。他死于1913年，除了他的学生及几位朋友这个有限的圈子，不为人知，已经几乎被同代人忘却了。梅耶在其后对索绪尔生平所做的精彩概述中，为事业未竞的这一生命的殒落而痛惜：“三十多年以后，索绪尔在其初期作品中所表达出的丰富思想宝藏依旧没有穷尽。可
他的弟子们所感受的是，索绪尔在他那个时代的语言学中没有、远没有占据与他的天才贡献相符的地位”。最后，他表达了令人心碎的惋惜之情：“他写出了从未有过的最美的比较语法著作，他播种了思想，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影响了许多学生，可是却没有完成全部使命。”[4]
[1]本维尼斯特《半个世纪以后的索绪尔》，《语言学研究》，2004.3
[2]转引自刘耀武《索绪尔研究二题》，《理论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论丛》第一辑。
[3]转引自刘耀武《索绪尔研究二题》，《理论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论丛》第一辑。
[4]本维尼斯特《半个世纪以后的索绪尔》，《语言学研究》，2004
第二讲 索绪尔著作的整理
（一）巴利和薛施霭的整理
（二）索绪尔著作的考证
1. 戈德尔的考证工作
2. 恩格勒的考证工作
3. 莫罗的考证工作
（三）从索绪尔著作的考证看索绪尔思想的研究
1. 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编写意义
2. 《索绪尔第三期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出版意义
3. 索绪尔精读的意义
第二讲内容摘要
索绪尔著作的整理和考证，是一种类似“训诂学”的工作，它的基本精神是阐释，而不是“回到真正的索绪尔”。即它的意义不在于“确诂”，因为“诗无达诂”。无论是《普通语言学教程》，还是后来的一系列考证之作，甚至是作为“原型”的《索绪尔第三期普通语言学教程》笔记，说到底，都是理解和阐释的成果。因此，我们不能把索绪尔思想的研究仅仅置于考据校勘之中，我们需要以索绪尔著作的领悟为利器，锐意开新，去勇敢面对汉语的语言事实，勇敢面对多样化的人类语言事实。
索绪尔的学生梅耶在他的《历史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中指出：“每个世纪都有它的哲学的语法。中世纪曾试图在逻辑的基础上建立语法，直到十八世纪，普通语法只是逻辑的延长。十九世纪把自文艺复兴以来在物理科学和自然科学里所用的观察事实的方法扩展到心理事实和社会事实，以致把每种语言的语法表现为事实的总和。可是直到现在，这些事实差不多还没有整理。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笔记曾向我们指出了怎样去着手整理。但是要用语言本身的观点去整理语言事实还剩下一个很大的工程”。[1]这深刻表明，在普通语言学的道路上，人类还任重而道远。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通向语言事实的可能的途径，而理论相对于研究对象的真实性不在于理论的完满和绝对，而
在于理论的缺陷和多元性即通向语言事实的多种可能性。
复旦大学的老校长、著名语言学家陈望道是我国最早吸收索绪尔语言理论进行汉语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对索绪尔语言理论的借鉴是将它与中国语文传统融通，提出了著名的功能学说。陈望道认为：“一般语言学的理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能或者说很少能充分地、正确地概括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历史极其悠久、既丰富又发达的汉语事实和规律。”[2]联想到索绪尔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在与病魔顽强斗争中，开始学习汉语；联想到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认为“对中国人来说，表意的文字和口说的词语同样都是概念的符号；在他看来，文字是第二语言”，因此“我们的研究仅限于表音体系，尤其是今天仍在使用的且是以希腊字母为原始型的体系”[3]，我们中国的语言学者，更应该立足于汉语、汉字的文化特征，提出新的普通语言学理论来，极大地丰富人类对语言的认识。这就是精读索绪尔的意义。
[1]
梅耶《历史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第一册绪言，巴黎，1948年版，VIII页。转引
自岑麒祥《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和他的名著<普通语言学教程>》，《国外语言学》1980.1
[2] 陈望道《文法简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第114页。
[3]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第29
第三讲 语言学史一瞥：逻辑语法时期
（一）哲学视野中的语法
（二）拉丁语规范下的语法
（三）思辨语法
（四）波尔•罗瓦雅尔学派
（五）索绪尔唯理语法批评的历史高度及其局限
1. 语言学史的否定之否定――索绪尔肯定唯理语法的共时性
2. 思维逻辑本位vs.语言系统本位――索绪尔否定唯理语法的规范性
第三讲内容摘要
索绪尔对语言学史上的唯理语法的评价具有二重性。
1. 语言学史的否定之否定――索绪尔肯定唯理语法的共时性
首先，索绪尔从对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历史主义和原子主义的反思中认识到，“那些在语言研究之前就研究语言的人，也就是受传统方法启发的‘语法学家们’……在我们所研究的问题上，他们的观点是无懈可击的。”[1]为什么这样说呢？索绪尔认为唯理语法的研究成果清楚地表明他们的研究目的是描写语言的共时状态，“比方，波尔•罗瓦雅尔的语法试图描写路易十四时代的法语的状态”。这种研究在方法论上完全是共时性的，因为其语法描写“并不会因此而需要中世纪的语言；它忠实地遵循水平轴线，从来就没有背离过”。这里说的“水平轴线”，就是索绪尔认为任何科学都应该标明研究对象所处的两条轴线之一的“同时轴线”，这条轴线关注同时存在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排除一切时间因素的介入。它是
纯粹从价值本身来研究的，而索绪尔认为唯理语法对路易十四时代法语的研究，正是要在描写的基础上“确定它的价值”，[2]所以这种方法是正确的，尽管在运用上并非无懈可击。这一发现，甚至让索绪尔感到“奇怪”。显然，索绪尔对唯理语法的这种认识是在他亲身经历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洗礼后才深刻认识到的，共时性并非唯理语法自觉的理论追求。索绪尔的观点反映了欧洲思想史上对语言的认识的螺旋型上升。
换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索绪尔提出的作为现代语言学基本原理的共时语言学思想，在17世纪的欧洲唯理语法中已经初露端倪，这一点得到了索绪尔的慧眼识珠。但另一点索绪尔没有提到，即在唯理语法中，作为现代语言学理论基础的符号学思想，也首次明确提了出来。阿尔诺和朗斯洛认为，一方面，“人们用音作为表达思想的符号”，另一方面，“实际上意义是用音来表示的”[3]他们给词下的定义就是“词是不同的、清晰的声音，人类用这些声音构成符号，以便表达思想。”[4]说话的本质是用符号来表达思想，而符号又具有声音和意义两个方面，这显然是索绪尔语言符号理论的先声。尽管在索绪尔那里，符号已被改造为一种由系统中的差别和对立决定的单位。
2. 思维逻辑本位vs.语言系统本位――索绪尔否定唯理语法的规范性
索绪尔认为唯理语法对语言状态的描写是不充分的。这种不充分表现在四个方面：
1） 唯理语法对语言的了解不够全面，例如不能正确认识词语的构成；
2） 唯理语法以逻辑为准则，热衷于制定规则而不去确认事实，因而描写不足而规范有余；
3） 唯理语法缺乏对语言作为一个自足系统的整体，其要素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
观点；
4） 唯理语法常常不能区分书写的词语和口说的词语，自乱系统。
显而易见的是，从说话的本质是用符号表达思想出发，索绪尔和唯理语法作了完全不同的引申。
唯理语法的逻辑是既然使用符号是为了使人们了解我们的思想，那么只有了解了思想的过程，才能了解符号的意义。人类运用语言的目的是思想的表达和交流，于是语言很自然地成为思想的模拟的图像。这种“图像”就像一面镜子，同它所反映的思想具有内在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最完整地体现在句子组织和逻辑命题的统一性，即主词只有和一个谓词相关时才是一个主词，反之亦然。于是“分析思想的艺术是说话艺术的基础，或者换句话说，完善的逻辑是语法艺术的基础”。[5]
索绪尔的逻辑则是将系统性注入符号，即符号依靠相互依存而在区别中表达意义，思想的内容和形式都与符号在系统中的“价值”无关。基于此，索绪尔在他的“第一期普通语言学教程”授课中将传统的语法学和语言学区别开来，指出：“语法看来是与语言学关系最为密切的逻辑科学。语言学中的语法成见其实是无用的；语法不可能替代语言学。”而真正的语法学，在索绪尔看来，应该研究“整体语言诸状态包含人们称作或应称作语法的一切东西；语法其实意味着一种同时存在的各个单位的系统。”它是“静态语言学”的主体，“但此刻我不可能在这学期的末尾（7－8课！）论及静态语言学；之后，它将成为全部课程的对象。”[6]“每种结构、每种系统都意味着彼此同时的要素，这就是语法。”[7]
索绪尔不无轻蔑地在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对语言学史上的“逻辑语法时期”作了这样一个总结：
人们最初研究的是所谓的“语法”，这一研究由希腊人创立，之后主要由法国人继承。它建立在逻辑之上，对语言本身缺乏科学、公正的观点。它唯一的目的是提供规则以区别正确的形式和错误的形式。这是一门规范性的学科，远非纯粹的观察，它的观点难免狭隘。
[8]
说它“狭隘”，是因为它把思辨先置于经验，如索绪尔的学生、丹麦语言学家威廉•汤姆逊所言：
它以哲学为转移，这种依赖性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使得思辨方面压倒经验方面，然而正是后者才是认识语言构造一般原则的基础。[9]
说它不科学，是由于它偏重于逻辑和规范，注重区分什么是正确的用法，什么是不正确的用法，“从开始就排除了从整体上看待语言现象的较为优越的观点。”[10]而在索绪尔看来，语言研究的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以语言整体的普遍法则为中心”。然而问题是，我们能够把“以语言整体的普遍法则为中心”作为判断一切语言学研究范式的唯一的价值标准么？
从否定之否定的意义上说，索绪尔对唯理语法的批评是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对传统的新的审视，这种审视无疑是必要的，然而它也是苛刻的。因为以《普遍唯理语法》为代表的唯理语法著作，把语言的本质看作人类相对于其他一切动物的精神性优势，把语言视为人类理智最明显的一种表现，这无疑是人类对语言的最早的、较为成熟的理性审视。这也是《普遍唯理语法》作为欧洲第一部语法理论著作，在17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初一直占据语言研究经典位置的一个原因。正如许国璋所言：
从语法学的角度看，唯理语法的贡献在于：它不像实证语法那样把语法事实加以分类但止于分类，而是在已有的分类的基础上逐类说明它在人对客观世界的感知（perception）
中所起的作用，或者说它是如何帮助人更好地认知世界的。其次，实证语法叙述具体的语法事实，因语言不同而不同；唯理语法明语法的理，同一解释可以适用于不同的语言。例如，用实质与附质的概念区分名词与形容词，用表达的有效性说明冠词的作用，用表达的经济性说明代名词的作用，用思维的方法说明连词的作用等，说不同的语言的人可以了解也可以找到例证。这就使唯理语法具有普遍的意义。[11]
普遍唯理语法的理想并不是完全虚妄的，相反，先行者思索的是一个充满魅力的课题：“既然言语是人类拥有的巨大优势之一，那么，尽我人类之所能，至善至美地去发挥这一优势，显然是一件不应小视的事情。也就是说，不但要利用这一优势，而且要深刻地认识其背后的原因，并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分析。”[12]这里说的“优势”就是语言的“精神性”，即人类理智。这种诉诸理性的语言研究，对于后世的语言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第91页
[2]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第91页
[3] 安托尼•阿尔诺、克洛德•朗斯洛《普遍唯理语法》前言，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第14页。
[4] 安托尼•阿尔诺、克洛德•朗斯洛《普遍唯理语法》前言，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第23－24页。
[5] Oswald Ducrot, Tzvetan Todorov(1972),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the
Sciences of Language, Translated by Catherine Porter(1979),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and London, p.4
[6] 《索绪尔第一次普通语言学教程》，日本学习院大学版，1993，转引自屠友祥《索
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绪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7－8页。
[7] 《索绪尔第一次普通语言学教程》，日本学习院大学版，1993，转引自屠友祥《索
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绪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8页。
[8]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第1页
[9] 威廉·汤姆逊《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科学出版社，1960，第23-24页。
[10] 索绪尔《第三度普通语言学教程》，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第1页。
[11] 许国璋《论语法》，《外语教学与研究》，1986.1
[12] 安托尼•阿尔诺、克洛德•朗斯洛《普遍唯理语法》前言，湖南
第四讲 语言学史一瞥：语文学时期
（一） 文艺复兴与古典语文更新
1. 文艺复兴呼唤新语言形态
2. 古典语文更新的三条途径
（1）改造和重建拉丁语
（2）引入世俗语言
（3）确立欧洲各国民族语言的地位
（二）从逻辑决定论到语法规定主义
1. 思维本体论vs.语言本体论
2. 颐指气使的语法学嘴脸
（三）理性规范主义的否定之否定
1. 规范性语法研究批判
（1）语言典范假设批判
（2）理性至上假设批判
2. 从“理想－理性”的规范主义到“记录－描写”的民粹主义
3. 传统语文学的理性规定主义再认识
（四）索绪尔的语文学批评辩正
1. 索绪尔对“语文学时期”的批评
（1）语文学研究对象的纯粹性
（2）语文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3）语文学研究对象的书面性
（4）语文学研究范围的古典性
2. 心平气和看语文学和语言学
第四讲内容摘要
索绪尔对“语文学时期”并不给予历史主义的评价。他对这个时期的语言人文主义精神无动于衷。对于他的理论坐标而言，语言学史上的任何观点都是平面的，它们都要接受“以语言整体的普遍法则为中心”的严格检验。索绪尔对语文学的批评集中在四个方面。
（1）语文学研究对象的纯粹性
语言研究对象的纯粹性在历史比较语言学肇始之时就是一种比较自觉的追求。历史比较语言学家雅各不•格里木（Jacob Grimm）就曾指出：“古典语文学对于言语习惯、诗歌艺术和作品内容的范围之外还有哪些因素这一点，是漠不关心的。而在所有比较细致和周密的观察中，几乎只有那些以某种方式有助于建立比较坚实的鉴定文章之规则的观察，古典语文学才认为是珍贵的。语言的内部构造本身很少受到注意。……在基础形态学方面取得的成果极其微小。”[1]葆朴在他的《比较语法》一书中也说：“在这本书里所谈论的那些语
言是为了它们自己即作为一种对象来论述的，而不是作为一种认识手段来论述的。”[2]这里暗含了对语文学的批评。
索绪尔认为语文学的研究对象不够纯粹。为了“确定、解释、评论诸多文献”，语文学必须“同时关注文学、风俗、习惯等等方面的历史”。[3]这让人想起丹麦语言学家裴特生（Holger Pedersoen）的比喻：语文学就像古代神话传说中的门神，它两面都长着眼睛，同时注视着不同的领域：一面是语言，一面是历史。[4]然而，纯粹的或者说科学的语言研究，本身就和“文学、风俗、习惯”等人文研究存在内在联系。因为“构成语言学研究对象的现象是社会上人与人之间交际行为的一部分。”“语言的本质，语言的极大多数用途，都关系到社会交际中的两个或更多的人。”[5]说到底，语言学是一门人文、社会科学。因此，“语文学”的定位，很准确也很便利地反映了语言和文化现象的内在统一性。正如罗宾斯所说：
从语言学是一门科学这一论断，会得出一个推断，而这个推断又是应当立即加以否定的。这个推断就是：语言学既然是一门科学，它自然不可能是一门人文科学或一门高雅的学科；因此，语言学排斥对文学的研究，而对语言作语言学的研究限制对语言作文学上的欣赏，限制由文学鉴赏带来的享受。……这里需要指出，语言科学中没有任何跟阅读或写作中文学价值的分析和欣赏相抵触的东西。事实恰恰相反，一个语言学家如果对诗的音乐美、讲演的感染力以及故事叙述的流畅性表现出麻木不仁，那么应该责备的是他自己，而不是他的语言学。[6]
其实，索绪尔在给他的语言研究的启蒙老师、哲学家和语言古生物学家皮克特(Adolf Pictet 1799-1875)的《印欧语的起源》第二版(1878)写的书评中也承认：“我认为语言决不能脱离开对文学和美学的关心。”[7]当然，这种关心并不是唯一的目的，并不能代替对语言结构本身的研究。
（2）语文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索绪尔认为语文学的方法也不科学。它的主要方法是考证，解读古代的语言，这和历史语言学有关，却不是共时意义上的结构分析。其实，就科学的意义上说，语言学本身就是一门实证科学。语言学在历史文化研究中的巨大威望，正来自它对语言材料包括书面文字的分析和条理。直到今天，历史研究仍然十分依赖语言学家对古籍、铭文、手稿的考证。考证的方法可以有科学上的高下，考证本身却正是语文学方法一个不可替代的长处。
（3）语文学研究对象的书面性
语文学考证方法本身就决定了语文学的研究对象是书面语言，索绪尔认为这是它的一个“不足之处”，因为它“忽略了活的语言”。重视活的口语是应该的，但要求语文学研究活的口语是缺乏历史主义观点的。传统语文学家认为，书面语较之口语具有更强的文学性，而文学语言显然比口语更优雅，也更“正确”。而语文学家的任务就是要维护文学语言，不使它“败坏”。现代语言学批评了这种语言“正确性”和“纯粹性”的标准，认为每一种语言变体都有自己的“正确性”“纯粹性”标准，每一种语言变体都因自己独特的社会表达功能而充满活力。语言学家的任务不是“维护”，而是“描写”。而在口语和书面语之间，“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做出这样的结论：除了正常言语之外，其他一切自主地传达观念的方式，总是从口到耳的典型语言符号的直接或间接的转移，或至少也要用真正的语言符号做媒介。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听觉印象和与之相关的引起发音的运动印象，是一切言语和一切思想的历史渊源，不管追溯它的过程是怎样的曲折。”[8]这种“语音中心主义”，近年来已经受到了人文科学研究普遍的质疑。
其实，直到今天，许多口口声声以有声语言为正宗的学者，他们的研究还是通过书面语言进行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按照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的说法，书面语言比口语更具
有本原性，因为它们更能反映语言的差别性。在口语的交际中，存在着环境、表情、语气、动作等大量非语言信息，在语境的依托下，口语往往“人详我略”，有大量的简省，语言本身的信息是不充分的，语言的差别性很大程度上是依赖语境表现出来的。而书面语的信息几乎全靠语言本身表达，它充分依赖的不是语境，而是书写形式的差别性。所以德里达说：“符号的音响形象是瞬息即逝的，而书写的文字作为符号施指是看得见的，是更值得探索的。”[9]
（4）语文学研究范围的古典性
索绪尔认为更重要的是，语文学“几乎完全致力于希腊和拉丁的古代文化研究。”[10]而这，正是文艺复兴时代人文科学的一个历史使命。没有这一步，语言研究的视野中甚至没有任何世俗语言的影子，更遑论其“非逻辑的”结构！
2. 心平气和看语文学和语言学
今天，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来看待语文学和语言学的联系与区别：语言学最为抽象的核心地带是对语言形式的分析和描写，这里所谓的“核心”只是就技术层面而言，决不代表语言的本质。在语言形式研究的抽象过程中，被舍弃的往往是语言的本质性的东西，例如意义，例如功能，例如音韵。如果我们跨出“核心”地带，关注语言的内容和意义，我们就走向了语文学的广阔世界。从语言作为人的认知符号的根本意义上说，语言学本质上是一门人文科学。甚至专注于语言的纯粹抽象关系的丹麦语言学家叶尔姆斯列夫也认为：“语言学理论由于自身的需要，不仅要认识语言系统，……还要通过语言认识语言背后的人和人类社会，以及全部人类知识领域。语言学在这一点上已经达到了它预定的目标：既具
[11]作为人文科学的语言学，人文性又具普遍性。”“语文学”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只有被“科
学”异化的语言学，才自觉地拉开与语文学的距离，并且盛气凌人。
当然，把语言从其社会、人文内涵和历史背景剥离开来，将它彻底地客体化，对于超越经过文艺复兴之后几个世纪浪漫主义思潮浸润的欧洲语言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新的探索平台，为人类对语言结构认识的飞跃，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指出：“从19世纪，语言自身开始重叠，以取得它自己特有的密度，以展示自己的历史性、客观性和规律性。语言与生物、财富、价值、事件和人类历史一样，成为认识的对象之一。认识语言不再意味着离知识本身越来越近。认识语言只不过是把普通的认识方法应用于一个客观存在的领域。”[12]摆脱以往对语言的历史连续性的空泛的认识，摆脱与语词形影不离的哲学词源解释，语言研究将作为研究对象的语言彻底地客体化后，迅速跨开了探索语言形式规律的阔大步伐。
[1]
雅各不•格里木《论语言的起源》，《语言学译丛》1960，2
[2] 葆朴《梵语、禅德语、阿尔明尼亚语、希腊语、拉丁语、立陶宛语、古斯拉夫语、
峨特语和德语的比较语法》，《语言学译丛》1960，2
[3]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第1页
[4] 参见裴特生《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科学出版社，1958，第79页。
[5] L·H·罗宾斯《普通语言学概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第18页。
[6] L·H·罗宾斯《普通语言学概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第21页。
[7] 转引自刘耀武《索绪尔研究二题》，《理论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论丛》第一辑。
[8]
萨丕尔《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3页。
[9] 许国璋《许国璋论语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第134页。
[10]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第1-2页
[11] L.Hjelmslev, Prolegomena to a theory of language, translated by F.
J.Whitfield, Baltimore, 1953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Danish, 1943) 转引自L·H·罗宾斯《普通语言学概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第20页。
[12] 米歇尔·福柯《事物的秩序》，转引自J·卡勒《索绪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第81页。
第五讲 语言学史一瞥：比较语法的诞生
（一）世界语言材料的搜集
（二）索绪尔眼里梵语发现的意义
（三）“比较语法”概念的提出：索绪尔的二重评价
（四）索绪尔思想的先声：拉斯克的追求
第五讲内容摘要
如果说19世纪以前对语言历史的研究尚为“零珠散玉”，难以串联，难有承续，那么
19世纪开始以梵语的发现为契机，一代又一代学者聚焦于印欧语的历史比较，拉开了一个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大幕。
第一次使用“比较语法”这个词的，是德国浪漫派诗人弗利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von Schlegel 1772-1829)写于1808年的著名的《论印度人的语言智慧》一书。在这本书中他把比较各种语言的“内部结构”即形态看作建立语言亲属关系的关键。他用一个比喻指出比较语法的重要意义：“比较语法将给我们关于语言谱系的崭新知识，正如比较解剖学曾给自然历史的光明一样。”[1]他还指出了语音对应对于比较语法的重要性。德国语言学家马克思·缪勒（Friedrich Max Müller）在他的《语言科学讲话》一书中形容施莱格尔的观点好像魔术师的手杖，指出了一个可以开出矿物的地方，不多久就有一些当时最优秀的学者开辟矿道，掘出了矿苗。[2]
第一个以语言亲属关系为依据提出建立“比较语法学”这一学科的，是德国语言学家弗郎兹·葆朴(Franz Bopp 1791-1867)。他在1816年发表《论梵语的动词变位系统》[3]，对几种亲属语言的动词变位作了系统的比较研究。这一研究在葆朴看来不是平面、静态的比较，而是循演化的脉络作纵向、动态的比较，也就是说，“比较”是一个指向历时发展深度的方法，因而，在其运用中也需循着历史的方向有序地进行。“首先需要了解古印度语的动词变位系统，然后将它与希腊语、拉丁语、日尔曼语和波斯语的动词变位系统加以比较研究，找出它们的同一性，并且认清单一的语言机体逐渐的阶梯式破坏过程以及以机械的联结代替单一的语言机体的趋向，因而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这是一种新的机体，其实这里却是有旧的但已不易认出的因素的”。[4]葆朴这种以比较溯源的方法为“印欧语系”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833至1852年，葆朴撰写了第一部系统的印欧语比较语法书，名为《梵语、禅德语、阿尔明尼亚语、希腊语、拉丁语、立陶宛语、古斯拉夫语、哥特语和德语的比较语法》。
索绪尔认为，在葆朴之前，人们并没有以“一般的方式”来理解梵语和欧、亚某些语言存在亲属关系这一真理的意义和重要性。而葆朴“意识到亲属语言之间的关系可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内容。用一种语言来阐明另一种语言，以一种语言的形式来解释另一种语
[5]善于在同源语言词法形态的基础上建立普遍的理论，言的形式，这可是前人没有做到的。”
这是葆朴的过人之处。
但当索绪尔将古典语法和葆朴开创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作比较时，他又站在语言共时性的立场，认为古典语法的研究对象比葆朴的语言学更明确，因而也更科学。因为“自葆朴起开始发达起来的语言学只反映语言的一种历史观点，一种混杂而模糊不定的视点。”“比较语法只属历史语言学，因为它除了从比较关系中提取某种既往的语言类型的假设之外，别无作为。比较语法研究变化之物，直回溯至可理解的最始形态。”[6]比较语法以语言的历史演化为研究对象，不能区分语言发展的共时断面和历时延续，这使索绪尔明确认为“葆朴开创的语言学没有限定的范围，没有明确的发展目标。它跨着两个领域，因为它不能够清楚地划分状态与连续性之间的关系。”[7]
[1] Friedrich von Schlegel, üder die Sprache und die Weisheit der Indier, 1808
[2] 参见岑麒祥《语言学史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第121页。
[3] 全名《论梵语与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和日耳曼语动词变位体系的对比》
[4] 葆朴《与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和日尔曼语的动词变位比较中研究梵语动词变位
系统》（绪言）（1816年），《语言学译丛》1960.2
[5]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第2页。
[6] 《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日本学习院大学版，第321页。转引自屠友祥
《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
教程中译本绪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11页。
[7]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江苏教育出
第六讲 语言学史一瞥：比较语法的发展
（一）比较语法的边缘范式
1.波特与库恩
2.古尔提乌斯的古典语文学
（二）比较语法的主流范式：自然主义
1. 缪勒和施莱歇尔
（1）语言的本质：“自然”的还是“社会”的？
（2）比较的本质：“技术”的还是“历史”的？
（3）语言演化：“谱系树”还是“波浪圈”？
3. 施莱歇尔思想孕育的“索绪尔原型”
第六讲内容摘要
索绪尔十分看重施莱歇尔《印度日耳曼系语言比较语法纲要》的“集大成”的巨大作用，认为“它比其他任何著作都更能让人想起构成印欧语言学最初阶段的比较语言学流派的面貌。”[1]但索绪尔对这个历史阶段尤其是施莱歇尔的理论方法提出了很大的质疑。
（1）语言的本质：“自然”的还是“社会”的？
索绪尔认为：“尽管（历史比较语言学）这个学派在开辟卓有成效的新领域方面功不可没，但它却没有能够建立一门真正的语言科学。它从未探索过研究对象的本质。”语言自然主义自然有他们对语言本质的看法，但索绪尔所说的语言的“本质”显然不是施莱歇尔认定的“自然机体”，因为在他看来，“比较语言学家越是像博物馆学家考虑两种植物的生长那样去考虑两种语言的发展，就越是得不出结论”。索绪尔认为，像缪勒等人那样“把语言看作是一个特别的领域，是自然的第四王国”纯属大谬不然。自然主义的语言观“产生的推理方法在其他任何一门科学中都会令人感到震惊的。这一时期的著作，人们今天只要读上十行、八行，就会对那怪异的思想以及用以论证那些思想的术语感到无比惊诧。”[2]在索绪尔看来，语言不是一个自我演化的有机体，而是和使用语言的社会集团密切联系的。
（2）比较的本质：“技术”的还是“历史”的？
索绪尔认为，在他以前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完全是比较的，而不是历史的”。它“从不追问它所作的比较意味着什么，它所发现的关系具有什么意义。”根据《索绪尔第三度讲授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笔记，在索绪尔看来，这种“比较”的技术化不过是一种“游戏”。他
说：
令人惊讶的是，继葆朴的发现（1816）后30年时间里，再没有比人们对语言是什么的看法更有瑕疵、更荒诞的了。事实上，从那时起，学者们尝试一种逐一比较不同的印欧语言的游戏，到头来他们又不能不提出疑问，到底这些联系说明了什么，应如何给以具体的解释。差不多到1870年，他们还沉迷于这种游戏而没有关注影响语言生命的条件。[3]
当然，“仅仅作比较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因为它“既与现实不符，又与整个言语体系的真实环境毫不相干。”语言的历史比较不能仅仅作抽象的推演，而应该和丰富的历史文献结合起来。用“绝对比较的方法”结果只会“引发了一系列错误的观念”。[4]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在谈到语言演化的谱系树模式时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印欧语的早期学者们没有体会到谱系图表只是表明他们所采用的方法；他们却认为内部统一的母语和母语明晰干脆的突然分裂是历史上的事实。然而根据实际的观察，没有一个言语社团曾经是完全统一的。” “比较法是我们重构史前语言的唯一方法，只对内部绝对一致的言语社团和明确的突然分裂才能加以准确的运用。由于这些设想的前提永远不会充分实现，所以也不能要求比较法能够逼真地描画历史过程。”[5]
（3）语言演化：“谱系树”还是“波浪圈”？
索绪尔对施莱歇尔的语言谱系演化思想作了严格的限制。他认为，“语言的扩展和内聚要归功于交际。”[6]交际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消极的，即当一个语言变异在一个地方出现时，交际就加以遏制，防止扩散。这种现象只发生在语言变异的原生地。也只有在原生地的这种交际方式中，语言在地理上的多样性才可能在时间的轴线上进行归结。此时，语言的谱系树演化是可能的。
另一种是积极的，即当一个语言变异在一个地方出现时，交际欣然接受它并加以推广，以整合促进语言的统一。在这种交际方式中，所有的语言变异“始于一地而向四面八方伸展”，“通过接触扩散而普及”[7]。此时，语言在地理上的多样性只有在施密特的语言波浪圈演化理论中才能解释。
为了区分这两种演化模式，索绪尔认为应该把分隔的语言区域和连续的语言区域严格区别开来。在分隔的区域，“两种民族语由于共同的过去而保存一定数量可以证明它们亲属关系的特性，但是，由于各自独立发展，一方出现的新的特征不可能同样存在于另一方”。
[8]而在连续的区域，各语言之间具有的共同的特征更可能是语言变异普及覆盖整个地区的
结果，而非它们之间“共同的过去”。这些区域的语言演化就“应该用波（onde）这个词语来表示方言事实的地理界限。”[9]
“波”的演化模式使欧洲语言呈现出新的格局。索绪尔指出：“斯拉夫语的特征，一面呈现出与伊朗语的某种一致性，一面又呈现出与日尔曼语的某种一致性，与其地理位置相顺应。可将日尔曼语看作斯拉夫语和克尔特语之间的环节；它又与意大利语紧密相扣。克尔特语居于日尔曼语和意大利语之间的地带。意大利语处于克尔特语向希腊语的过渡地段。”[10]
[1]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第3-4页。
[2]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第4页。
[3] 索绪尔《第三度普通语言学教程》，湖南教育出版社，第2页。
[4]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第4页。
[5] 布龙菲尔德《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80，第391、400-401页。
[6]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第236页。
[7]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第237页。
[8]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第242页。
[9]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第237页。
[10] 《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日本学习院版，第227页。转引自屠友祥《索
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
中文版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17页。
第七讲 语言学史一瞥：比较语法的范式革命
（一）务实的罗曼语和日尔曼语研究
1. 罗曼语和日尔曼语研究的实证性
2. 罗曼语和日尔曼语研究的历史观
（二）新一代比较语法学家的出现
1.语言学科的人文属性
2.语言学科的心理属性
3.现代活语言的价值
第七讲内容摘要
新语法学派认为老一辈学者沉迷于语言的物理性质而忽视了语言的心理属性。在新语法学派看来，语言的发展变化中，物理和心理两种力量在同时起作用，而心理的作用是更值得重视的。一种新的语言形式的传播，具有它本身的“机械式”(mechanisch)即物理的力量；而一种新的语言形式的形成，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形式联想即心理类推的作用。语言形式不是一个个孤立存在于说话人的头脑中的，而是互相联系着、有条理地显示出来的。这种条理的依类展开即类推是由于说话人的心理联想。
无论是在语言的习得还是在语言的使用中，类推的作用是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的。类推是语言形式创新的重要的推动力。无数的语音变化都是心理类推的结果。对于类推的作用的理论洞察正是从新语法学派开始的。
语言中词形变化的系列对应形式，在新语法学家之前也在比较语法中发现和运用，但如此强调言语活动中说话人的主观能动性，突出类推的作用，揭示它的心理内涵，把它作为对语音演变规律性认识的重要补充，即一些所谓的不规律现象的出现，是基于人的心理联想和形式类推，这是新语法学家的重要贡献。在他们的强烈主张的影响下，各种反对和怀疑意见像落潮一样渐渐退去，依据类推原则所作的词的构形链假说像雨后春笋般出现。
索绪尔对新语法学派的类推原则的解释力十分称赞，认为尽管所谓类推往往可能是错误的类比，但它的确在时时阻断着语音演变的路径，催生着新的形式。例如拉丁语中的早期形式honos（“荣幸”）和honosem（“荣幸”的宾格形式），由于语音演变使两个元音之间的ｓ变成了ｒ，结果宾格形式成了honorem。人们由honorem联想到oratorem（“演说家”的宾格形式），而与后者配合的是orator（“演说家”），于是，按orator/oratorem的相关形式，人们将honos类比为honor,即honor/honorem，拉丁语的honor（“荣幸”）就这样不顾规律而依人的心理联想诞生了。
语音演变的规律性似乎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与基于人的心理联想的语音形式类推相矛盾。新语法学家将前者尊为主流，而将后者视为无力应对主流时不得已选择的支流。他们形象地说：“……我们按照最好愿望严格遵守的准则是，只有当语音规则强迫我们时，才应用类推法。对于我们来讲，形式联想永远是一种‘最后的避难所’。”[1]于是，人们看到了这样一幅语音发展的力量交互图：一方面是语音的演变在不断地解构语言已有的形式整齐的构造，另一方面，因语音演变而产生的新形式在人的心理联想和类推的作用下又协调一致起来，统一成为新的形式系统。
显然，新语法学家是把语言的类推原则作为历时原则来看待的。在这一点上，索绪尔与新语法学派的观点完全不同。索绪尔认为类推是一种共时现象，honor产生后，它在开始时可以和honos并存，相互可以替换。后来类推形式honor完全取代honos，只是一种功能替换，它不是重要的形式变化，因为它没有影响语言的共时关系体系。共时关系体系对于语言来说是本质的，新语法学家只有一个历时坐标，那是远远不够的。
在这里，索绪尔认为应该严格区分“整体语言演化现象”和“个体语言现象”。他指出：“整体语言演化现象的原因存在于个体语言现象里。在诸多要予以区分的领域里，可以发现存在着彼此对应的现象。但不必为此而搞混了诸领域本身。然而同时也会看到，在个体
语言现象处，尝试某种革新总是具有个体性。为什么德语里人们最终是说ich war-wir waren，而不是说ich was-wir waren（<一如>英语中的I was : we are）呢？因为有些个体<经由类比>开始说ich war 了。只有仅有一些个体这样做，它就只是一种个体语言现象，而非整体语言事实。”[2]
[1]
奥斯脱霍夫、布鲁格曼《形态学研究》序言，转引自赵世开主编《国外语言学概述》，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第24页。
[2] 《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日本学习院版，第341页。转引自屠友祥《索
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
中文版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19
第九讲 索绪尔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超越
（一）索绪尔的新语法学派批判要义
1.语言作为一个社会事实
2.语言作为一个抽象的关系系统
（二）索绪尔的划时代超越：结构主义
1.真正的语言学思考――普通语言学
2.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意义
第九讲内容摘要
索绪尔对新语法学派的批判，在理论上具有两个鲜明的特色。
1.语言作为一个社会事实
新语法学家的语言观中的个人主义，在19世纪下半叶是一种社会思潮。当时流行的唯心主义哲学和经验实证主义哲学，都把社会仅仅看作是个人行为和情感的派生物。在因果联接中社会只是一种个人活动的结果。它是第二性的，而非第一性的。社会仅仅把分散的个人拢合在一起。在主体和客体的二元世界中，社会不是客体，而只是个人按照一己之利行事后产生的主观的认知，因而是虚构的东西。这样一来，面对社会，研究者看到的只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离开了个人，社会只是一个空壳，没有任何实在的东西。
索绪尔与他同时代的法国社会学家、现代社会学创始人涂尔干(E.Durkheim)和现代心理学创始人弗洛伊德一样（他们三人分别生于1857，1858，1856年），都认为这种个人主义思潮颠倒了社会和个人的关系。在他们看来，社会是由个体所组成的“合体”，这个“合体”有自身的特质，它不是未经组合的个体的相加。“合体”一旦组成，它就自外于个体，并且强加于个体。
换句话说，每一种客观事物、每一种个人行为，在社会中都具有了社会意义，都必须遵从社会规范。社会规范是个人行事的条件。离开了社会规范，我们无法理解任何个人的经验。因此，社会是第一性的。
这种社会规范，涂尔干认为是一种集体心理表象，索绪尔认为是一种社会心理系统。索绪尔由此被称为语言学的法国社会学派，或曰社会心理学派的代表。这个学派的成员还有梅耶(A.Meillet)、房德里耶斯(J.Vendryès)和格拉蒙(M.Grammont)。
值得注意的是，索绪尔在认定语言是个社会惯例系统之后，立即转向了对这个系统本身的抽象关系的研究，他对语言的社会学方面无暇顾及；而法国社会学派的其他人则对索绪尔在后期开设普通语言学课程中专注的语言抽象系统研究几无所知。法国1923年出版的词典中对索绪尔的介绍是“一部重要著作《论印欧系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的作者”。梅耶在1930年的一封信中提到格拉蒙时曾说：“他跟我一样，也是索绪尔的学生。他也只知道索绪尔是一位比较学家。只是通过后来出版的《教程》，才知道索绪尔是普通语言学家。”
[1]
梅耶等人则在语言现象的社会本质方面继续探讨了下去。梅耶指出：“涂尔干定义为社会事实的强制现象和对个人而言的外部特征都极为醒目地在语言中显露出来。”“语言有自主性，虽然语言跟解剖、生理、心理等方面的情况相关，但它仍是一种社会现象。”“社会的变化是可以用来解释语言变化的唯一因素，因为语言变异仅仅是社会变化的结果，这种结果有时是直接的，但在更多的情况下是间接的，或是在受到影响的情况下获得的。”[2]
2.语言作为一个抽象的关系系统
“系统”这个词，在索绪尔的定义中，不是一个历时概念，而是共时体系的特征。他认为在一个系统中不可能包括几个时期。
“系统”这个词，在索绪尔的定义中，也不是一个表达内容的概念，而是一个形式概念。他认为一个符号形式与它的表达内容的联系是完全任意的，所以它才成为一种社会规
约，具有强制性。也就是说，语言的社会性是一种没有必然性的纯粹的惯例(convention)。一个符号的意义，在本质上产生于意义之间的差别。这些差别构成的网络，就是语言的系统。
语言的形式不是孤立的实体，而是来自这个由差别和关系构成的网络。对语言形式的认定，不是依靠语言与内容的联系，更不是依靠语言单位的历史来源，而是依靠语言符号之间的相互区别。具体对于一个词来说，它的内容是不重要的，它的声音也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它与其它符号的差别。在索绪尔看来，只有这种差别才是有意义的，因为差别具有构成对立价值的功能。
如果说把语言看作一个种“社会心理事实”还是一种社会思潮，并对新语法学派尚有所扬弃的话，那么把语言看作一个差别系统则是索绪尔对他以前热心从事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最彻底的决裂。这一思想为人类和人类行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划时代的历史平台――结构主义。跟随索绪尔的这一思路继续研究的语言学家在当时还有他在日内瓦大学的学生巴利(Charles Bally 1865-1894)、薛施霭(Albert Sechehaye 1870-1946)等，人们把他们又称作索绪尔学派或日内瓦学派。
从索绪尔对新语法学派的批判，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索绪尔的语言学观点正在发生着重大的转变，即他从一个优秀的历史比较语言学者，经过同时代涂尔干、惠特尼等学者的思想启示，对语言研究的认识产生了质的飞跃――开始从语言的本质等更抽象的理论层面思考语言问题，开始从全新的角度建构普通语言学理论体系。
索绪尔非常认同惠特尼的观点：“不要忽视隐藏在工作背后并赋予其重要意义的宏伟真理和原则，而且对这些真理和原则的认识应该支配工作的全过程。”[3]在索绪尔的眼里，不从抽象的普通语言学层面思考语言问题的学者，不是真正的语言学者。所以，“像缪勒那样
的维也纳大学的先生，他们几乎懂得世界上所有的语言，但他们从未把对语言的知识推进一步，他们并不是语言学家。可以列举的真正的语言学家是：罗曼语学家帕里斯(G.Paris)、梅耶和舒哈特，日尔曼语学家保罗，俄罗斯学派中专门研究俄语和斯拉夫语的库尔德内和克鲁舍夫斯基。”
波兰语言学家博杜恩·库尔德内和他的学生克鲁舍夫斯基由于区分语言的动态研究和静态研究，重视语言的共时描写，重视语言的功能，建立音位学，被索绪尔称为是“最接近于可以称之为具有语言理论观点的人。”[4]相反，有着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深厚传统的德国语言学，在索绪尔看来却从未有过“丝毫的倾向想要达到某种必需的抽象程度”。这种理论抽象之所以必需，是因为“它足以支配人们正在做的实际工作并且决定为什么过去做过的一切在全部科学中具有正确性。”[5]
现代语言学在索绪尔的思想的指引下，正在孕育一个全新的结构主义时代。作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一位精深的研究者和学术大家，索绪尔以其对印欧系语言和历史比较法的丰富知识和学术声望，断言历史比较语言学“没有照亮整个语言学的问题”，它的客观性的背后是强烈的主观作为，即“把不同时代的〔语言〕构造〔形式〕投射到一个平面上考虑。”因此，“历史分析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主观分析”。索绪尔号召语言学家革故鼎新——“我们必须做出反应,抵制老学派的邪道，而这种反应的恰当的口号是：观察今天的语言和日常的语言活动中所发生的情况”。[6]
索绪尔对新语法学派的批判，并不因此消解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意义。首先，正是新语法学派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建树，推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语言学反思和变革。其次，即使就历史比较语言学自身的成就来说，他们的理论框架和工作模式至今仍是研究人类各种语言的历史的基本范式，尽管会有许多修改。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时代，是人类语言研究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今天人们在以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各种研究范式下努
力工作的时候，不会忘记19世纪比较语法学的智慧和才干，并对以德国各个大学的语言学家为代表的19世纪学者，怀着深深的敬意！
[1]
转引自徐志民《欧美语言学简史》，学林出版社，1990，第159页。
[2] 梅耶《历史语言学与普通语言学》，转引自赵世开主编《国外语言学概述》，北京语
言学院出版社，1990，第30页。
[3] 转引自雅可布逊《20世纪欧美语言学：趋向和沿革》，《国外语言学》，1985.3
[4] 转引自徐志民《欧美语言学简史》，学林出版社，1990，第159页。
[5] 转引自雅可布逊《20世纪欧美语言学：趋向和沿革》，《国外语言学》，1985.3
[6]戈德尔《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稿本溯源》，第19页，225页。转引自许国璋《关
于索绪尔的两本书》，《国外语言学》，1983.1
第十讲 语言学的任务
一、语言学任务的是与非
（一）语言学的任务不是什么
（二）语言学的任务是什么
1. 体系性
2. 历史性
3. 普遍性
4. 独立性
二、语言学任务的内与外
（一）语言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
1. 语言学与左邻右舍
（1）语言学与心理学的关系
（2） 语言学和人种学的关系
（3） 语言学和政治史的关系
（4） 语言学与文学语言的关系
（5） 语言学与地理的关系
2. 双向关系与单向关系
3. 人文兴趣与语言学自律
（二） 语言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的关系
1. 语言事实的同质性消解语言的外部因素
2. 语言研究的方法论分化“内”“外”的研究领域
（三） 人文弃置：索绪尔历史反思与学术重建意义的限度
第十讲内容摘要
索绪尔对语言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有深刻的认识，他认为语言是“人类本性的如此重要的部分”[1]。语言学理所当然会引起人文科学研究各领域的兴趣。但语言学要真正做到和其他学科相互交融，首先语言学自身要有独立的、自足的、系统的学术理论。像比较语法那样局限于一种语言和另一种语言的单纯的比较，不对语言自身的整体符号系统有深入的认识，语言学就无法对其他学科的研究做出真正的贡献。而语言学要想对自身的本质有真正理性的认识，也要听取来自人类文化各个研究领域的真知灼见，“应该号召每个人对人类行为的这个特殊方面的本质一般指的是什么，尽可能地发表正确的意见。”[2]
显然，索绪尔提倡的“真正理性”的语言观，是完全区别于此前语言研究中对语言滋生的“各种幻想”和“奇异荒诞的思想”的。索绪尔认为只有真正的理性才能纠正以往的错误观点，不致使“普通学者易于走入歧途，甚至犯严重错误。”[3]至此，我们可以看到，索绪尔在论述语言学的任务时，是以对语言本质的真正理性思考为旗帜，而将此前语言研究的各种理论方法推到对立面的。他的学说具有强烈的反思性质，他要在世纪之交以新异
的目光重新审视语言学史，开风气之先，建立一个具有整体性、普遍性和独立性的全新的普通语言学理论体系。
索绪尔的误区在于，他将这样一个真正理性的语言观和人文现象对立了起来。他的语言学立足对人文现象的符号性思考，但这种思考不是要解释人文现象的真实性，而是要对人文现象进行符号化的改建或者说替换。他不了解语言系统本身就是一个民族的世界图式，这个系统中的每一个“节点”都显示文化的“定点”。事物通过语言的“范铸”才是其所是而不是其所不是，才显现其存在。语言给出了事物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语言和事物的关系或者如索绪尔说的语言内部与外部事物的关系不是第一性的，语言本身就是事物的关系，因为语言为事物在其可能性中显现提供了“逻辑空间”。这里的“逻辑”不是思维形式而是语言形式，不是先验的给定而是历史的给定，不是形式逻辑而是事理逻辑。语言就是事物能够被说出来的形式，语言本身就是生活世界的逻辑形式。因而对语言的任何结构化的思考，都涉及整个文化模式，都具有社会文化的内涵和理据。
索绪尔对人文现象弃置，根源于西方近代哲学中根深蒂固的逻辑主义。在笛卡尔以后的逻辑主义者看来，真正的“知识”是完美地体现于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中的逻辑。逻辑在人的认识中扮演着上帝的角色。它是思想的本质，君临一切，贯穿一切经验，表现为经验世界的先验秩序，具有绝对的必然性和正确性。索绪尔不过是用剔除“言语”后的“语言”替换了逻辑。但索绪尔的替换恰恰忽视了语言和逻辑的本质区别：逻辑是绝对的、普遍的，语言是相对的、有限的。人的认识的“语言性”，决不是说它不沾染任何世俗经验的浑浊，而是说从来就不存在类似纯粹晶体那样的绝对的认识。人类的理解活动是历史的、文化的、相对的、有限的。正因为它是有限的而非全知的，它才能真正解决人的认识问题，才能真正解答语言的意义问题。因为逻辑只是一个单数，语言却是一个复数。它显示出人类理解活动的多种可能性。从一个角度自以为看清了的东西，从多个角度才显露其中的“偏见与热情”，才显示出世界样式的丰富性与相对性。索绪尔如果真正理解人类语言，他就应
该把他的“语言”从逻辑中解放出来，从“单数”还原为“复数”，从绝对性和必然性还原为有限性和可能性，从理想性还原为真实性，从逻辑语言还原为自然语言。从这里起步，对语言学的任务，才能有更深刻的反思和更本质的理解。
[1]索绪尔《第三度普通语言学教程》，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第
6页。
[2]索绪尔《第三度普通语言学教程》，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第6页。
[3]索绪尔《第三度普通语言学教程》，湖南教育出版社
第十一讲 语言和言语
一、语言研究的对象难以界定
（一）观察方法先在于研究对象
（二）现象的层层二分
二、索绪尔语言定义的三个关键词
（一）语言、言语和言语体系
1. langue
2. parol
3. Langage
（二）语言和言语、言语体系的关系
1. 后天约定vs.先天本能
（1）言语体系有没有天赋本能？
（2）语言的“分节”本质
2. 社会vs.个人
（1）社会与个人的三重关系
（2）两种“社会”范畴：心理vs.行为
3. 同质vs.异质
4. 有形vs.无形
（1）看得见的心理现实和看不见的物理现实
（2）涂尔干、弗洛伊德和索绪尔
（3）语言的现实性——分析理性
第十一讲内容摘要
语言的心理现实，在索绪尔看来是有形的。因为它既然是心理的东西，它就是可以把握的、不变的。而言语以各种物理和生理的方式存在着，却不在心理上存在，所以言语是不可把握的。索绪尔始终认为，语言是作为一种听觉形象（而非音响本身）储存在心理之中的。这种听觉形象经过翻译可以还原为音响，但它本身是和视觉形象一样储存在人的心理上。听觉形象和音响的关系就像电报码和发报机的关系、交响乐谱和交响乐演奏的关系。在索绪尔看来，交响乐谱是现实的，或者说实在的，这种现实性绝对不受演奏交响乐的音乐家在一场演奏中个人的技巧、艺术修养甚至所犯错误的牵累。尽管从表面上看这些错误是物质的现实，但它们不是心理的现实。
在人文事实中，心理现实是看得见模得着的，物理、生理运动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前者作为“由集体同意而认可的种种联结都是存在于大脑之中的实体”，语言的整体就由这种种联结构成，所以它是有形的。这种有形性的一个明显的证明是“文字可以把它们固定在约定俗成的形象之中”，而后者是无法固定的，因为发音所需要的肌肉动作是难以记数、难以确证、难以描绘的，每一次发音所表达的具体上下文和语境中的意义也是千差万别的。意大利语言学家莫罗（Tullio de Mauro）在他为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所作的评注本序言中形象地论述了索绪尔的这一思想。他说：
索绪尔思想的出发点是他尖锐地意识到的每个表达行为所具有的绝对的、单一的个性，他把种种行为称之为“言语”（parole）。他曾请他的学生们注意一个正在说话的人，这个人比如高声喊道：“战争，我告诉你们，战争！”我们会自然地发现，说话人把同一个词重复了两遍，……如果我们对“战争”一词每次所传达的有效的、具体的心理内容（姑且使用
索绪尔本人的术语）发生兴趣，或者对“战争”一词每次发音时所出现的具体发音行为发生兴趣，那么我们每次都会面临不同的内容。一些人在谈到“战争”时，脑海中会出现军乐队，喜气洋洋的游行队伍，在风中哗哗飘扬的军旗；有人则想起某个牺牲了的同胞手足或毁于战火的一所房屋；冯•克劳塞维茨（von Clausewitz）会想到这是政治的另一种方式的继续，而好兵帅克则会想到一些粗鄙的字眼……但索绪尔想说的是，即使同一个人，同一段话，如果把同一个词重复一次，人们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所表达的将是两个不同的事物：“战争，我告诉你们，战争！”……如果人们真的不撇开任何一个细节，那么该词的确切意义必然会因出现的具体时间不同而各有差异，似乎是由不同的联想和感情共鸣组成的；而且如果从该词的实际完整性来考察，他的真实声音也会有一些音调上的变化和差异，这些变化和差异每次都不同。[1]
显然，“要将言语行为的所有细节都逼真地描绘下来则是不可能的”。[2]现代语言学通过心理分析和联想的测验、通过越来越精密的语音实验和分析仪器，都证明了这一点。
相反，撇开发音中的种种肌肉运动和生理、物理的过程，它们所表达的音响形象却很单纯，“只不过是若干有限音素的总和”，[3]用相应数量的文字就可以记录下来。与音响形象相结合的概念也是单纯的，不因语境的变化而不同。索绪尔非常注重这种脱离言语实际的单纯性，认为它才是言语的本质――语言。而要认定这种单纯性，就需要在实际话语的变异中找到居于其上并与之相对照的稳定点，这个稳定点是衡量各种细微变异的标竿，正是它的单纯才衬托出了实际话语中的变化，莫罗把这一标竿称为“支撑点（ubi consistam）”。“有了这么一个点，我们就能说某个成分改变了，变得不同了。”因为“我们正是在一段具体的话里才承认‘战争’一词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重复才是真正的重复，换言之，这才是某一事物的不同变化，而这一事物为了能够变化，就必须在任何观点上保持一致。”这个“观点”不存在于实际话语中，而存在于交际双方共有的内部语言知识中。它使双方知道“‘战争’一词两次乃至无数次的重复都是同一实体的重复，超脱了任何意义上和声音上的变化。”
[4]
[1]
莫罗《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评注本序言》，《国外语言学》，1983.4
[2]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第16页。
[3]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第17页。
[4]莫罗《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评注本序言》，《国外语言学》，1983.4
第十二讲 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
（一）索绪尔的语言学分岔
1. 语言，还是言语？
——语言学第一个岔路口的选择
2. “伪装的演绎”，还是“无意识的演绎”？
——在永恒的“结构”和变化的材料之间
3. “事实的真理”，还是“理性的真理”？
——人类理性面对生活世界的深深的困惑
4. 选择，还是不选择？
——罗伊•哈里斯对语言学“分岔”的解构
（二）索绪尔的“光荣的孤立”
1. 在历史比较语言学历史语境中孤立
2. 在欧洲语言人文主义历史语境中孤立
第十二讲内容摘要
布龙达尔对“结构”和“经验”所作的区分，实质上是用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解释了索绪尔的思想。在西方哲学史上，胡塞尔的现象学在人类理性和经验之间划出了一道深深的沟壑。莱布尼兹曾经指出，有两种真理：一种是“形式的或逻辑的真理”，这种真理就像布龙达尔说的“结构”或索绪尔说的“语言”一样，是“永恒的、不变的、同一的”。另一种是“经验的或事实的真理”，这种真理是变化的，存在于任何时间和空间的事象之中。在“事实的真理”那里，没有现象之间的必然的或纯粹的关系，也不要试图去建立这种关系。这种关系只存在于“理性的真理”之中。“理性的真理”描述的是一个理想的世界。胡塞尔进一步指出，我们永远不可能通过对经验的归纳和概括到达单纯的思想形式，因为后者是“形式的真理”，而非“物质的真理”。也就是说，理性形式的构建不取决于特殊的经验。
我们可以说索绪尔在划分语言研究第一个分岔的时候，已经清醒地洞悉了“事实的真理”和“理性的真理”的互不相容。他义无反顾一刀割断了“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
语言学”的一切联系，让语言研究从此被隔断在一个巨大分裂的两端。人们在深渊的两岸守望，却难以建立起一种关于语言的连贯的理论。没有人能够了解索绪尔在做出这一抉择时的巨大的悲壮和无奈。索绪尔当时在写给他的学生的一封信中说：他的“最大愿望不是去研究一般意义上的语言”，但“通行的（语言学）术语的绝对荒谬，对它们进行改造并为揭示出一般情况下语言是何种研究对象的必要性，不断地来破坏我在历史方面的兴趣”，这使得索绪尔不得不关注语言事实的“逻辑分类”和研究语言事实的“视角的分类”，他“要向语言学家揭示出他做的是什么”。但索绪尔对他所思考的一切不仅感到“十分艰巨”而且“心生厌恶”，因为“只有语言生动的那一方面”，即“使它有别于所有其它语言并属于某一民族、拥有某些源泉的那一面，也就是近乎民族学的那一面，才使我保持着一种兴趣。”索绪尔向往经验的研究，但对语言的“逻辑的真理”的追求，已经使索绪尔“不再有兴致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这一研究之中，并以属于特殊环境的特殊事实为乐趣。”索绪尔因此坦承：“这会使我并非由衷地去写出一本书，在书中，我将并非热情洋溢地去解释为什么在语言学中所使用的概念没有一个在我看来具有什么意义。只有在这之后，我承认，自己才能从遗弃之处重拾自己的研究工作。这就是我所处的也许很愚蠢的一个状态”。[1]
索绪尔无法在“言语”的事实和“语言”的事实间自由往来，无法协调“逻辑”和“经验”的巨大落差，无法在对语言的“生动的”、“民族学的”、“拥有某些源泉的”、“特殊环境的”、“特殊事实”的和使他“有兴致”、“保持着一种兴趣”和“热情洋溢”的那一面进行的研究中，看到语言事实的“逻辑分类”即“单纯的思想形式”。他最终用语言研究的“第一个分岔”将矛盾的两端彻底分开，从此“形同陌路”，咫尺天涯。索绪尔用他艰难痛苦的选择，告诫后人语言研究首先要在“语言”和“言语”间做出抉择。他“要向语言学家揭示出他做的是什么”的，就是每一项语言研究在接触语言材料时必须面对的第一个先决性的“分岔”——你关注“理性的真理”，还是“事实的真理”？索绪尔在这里延续的是人类一个古老而永恒的精神困惑——人类理性面对丰富多样的生活世界时深深的困惑。
[1]
转引自本维尼斯特《半个世纪以后的索绪尔
第十三讲 索绪尔的科学魅力与人文虚妄
（一）寻找人类有意识活动的无意识结构
（二）对语言现象符号化整合的疑问
1. 疑问之一：有没有脱离语境的语言？
（1）意义的语境限制
（2）交际价值：理性意义vs.联想意义
（3）“软”和“硬”的选择：方法，还是现象？
2. 疑问之二：有没有脱离声音的语言？
（1）索绪尔关于“听觉印象”的四个比方
（2）萨丕尔论语音功能意义与其物理特性的关系
（3）语言失“声”对本质的消解
3. 疑问之三：有没有脱离文化的语言？
（三）索绪尔还原和“索绪尔”反思
第十三讲内容摘要
索绪尔将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区分开来，目的是将人类的言语活动整合为一个便于精确分析的“集合”，这个“集合”是语言自身的固有的结构，它不依赖于说话者个人的生理、心理，不依赖于声音的物理传播，不依赖于语境，就像交响乐的音乐总谱。这种整合的确是非常理想化的，但正像索绪尔反复指出的，言语活动是一种发生在具有言语机能的人身上的生理－心理和物理的过程，它既有个人的一面，又有社会的一面；既有确定性的一面，又有历史演变的一面。从任何一个方面来研究它，都不可能掌握它的全体，而同时从几个方面来研究它，又会使它变成一堆乱糟糟的毫无联系的东西。于是从言语活动中抽象出具有全局性、稳定性和分析理性的东西就成了索绪尔唯一的选择。这种理性状态的东西，索绪尔叫它“语言”。将语言和言语区分开来，语言就成了言语活动中十分确定的一部分，它只凭社会成员间的契约而存在。个人不能创造或改变语言，只能使用语言。语言的现实性不在个人身上，而在集体心理中。这样整合后的语言的语言学，其唯一的、真正的对象就是就语言自身和为语言自身而研究的语言。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精神的无意识的活动就是给内容规定出形式来，这种规定必然表现为符号范畴。任何实际事物的信息在认识过程中都是通过间接的符号系统表现出来的，于是认识的过程就需从对事物的观察或描述层面提高到模拟化层面，以模拟的形式把事物或对象表现出来。由模拟建立的图式具有相对于事物的独立性。这时，研究者面对的不是自然状态的事物或者说言语行为，而是建立于其上的符号模型。正如丹麦语言学家布龙达尔(Viggo Brondal)所说：
大家普遍地理解到需要一般的概念。这是特殊的、同一事物的个体表现的唯一单位。这个单位应该理解为完全理想的，而且对学者的意识来说是独立的类型。例如在生物学里再也少不了“族型”的概念，即一种族类遗传因素的综合，各种各样极不相同的表型（phenotype）就是它们的体现（约翰森）。同样，在社会学里，社会事实具有它对全体表现的独立性（涂尔干）。索绪尔和加德纳曾独立地，但平行地发展了他的思想，极力强调“语言”的概念，认为它跟“言语”完全不同。“语言”在这里是“物种”（espece），像在生物学里一样，同时也是“制度”（institution），像在社会学里一样。这是一种纯粹抽象的本体，个人的高级的规范，各个主要类型的总体，言语要用无限多样的方式把它体现出来。[1]
在这个意义上，索绪尔努力寻找言语活动背后的语言形式，力图通过“语言结构”的研究来揭示言语活动的根源，刻画它的规则和意义，探索人的心智的无意识功能对言语活动的投射，探索人脑的结构化潜能对外界事物的整理和安排，其意义是重大的。索绪尔向人文科学研究宣示了一个崭新的研究方法：对人类社会现象研究，可以而且必须通过人们有意识的活动（言语）去寻找无意识的结构（语言）。
索绪尔的研究还显示出一种极富个人魅力和科学品格的追求，这就是究根问底，即努．．．．力界定事物的稳定的基础。在他早年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中，他不像当时大多数研究者热心于语言的历史调查，材料的比较，词源目录的编制这些时髦的作业，而是几乎本能地将目光聚焦于那些统辖各式各样经验材料的底层基础。他要探寻在印欧语系中a的多种形式之下，是什么基本要素在起着稳定的作用。而他很快发现这个基本要素不是一个孤立的要素，而是关涉一个元音系统的总体。这是一片充满荆棘的“无人区”，被称为历史比较语言学最为荒芜的地域。但索绪尔却义无反顾。他在他著名的《论印欧系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一文的序言中明确表示，尽管由于缺乏经验，研究可能迷失于乱草丛生的蛮荒之地，但科学研究必须向着这样的基本材料问题跋涉，因为不界定基本的材料，一切经验的材料．．．．
都漂浮不定，一切对经验材料的研究都充满了任意性、武断和不确定性。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的语言历史演变现象，不正是应该建立在这种“不变”的基础上的吗？在索绪尔看来，离开了“不变”的基础，语言事实就不存在。由此我们看到他的一个日益凸显的深刻的主张，即人文事实只有依据研究者的基础性界定才存在。索绪尔在印欧系语言元音系统中对．．．．．．．．．．．．．．．．．．．．响鼻音的音位学指认，就是这种界定的一个辉煌的范例。索绪尔不知道这个音位的声学表现，只知道它兼有元音和辅音的特征，可以和元音组合，但不和e或o连音。它有时以e的形式出现，有时以o的形式出现，有时不出现，而所有的元音交替现象几乎都可以归结于这个元音的交替。显然，这个响鼻音是索绪尔依据元音系统中的空格假设的一个具有代数性质的基础性的关系项。这一基本材料的界定解释了印欧系语言的元音变化。在半个世纪后对赫梯语（hittite）的破解中，竟然发现了其系统位置恰好与索绪尔假设的关系项相符的音位。索绪尔以他出色的实践表明，只有界定先行才能使研究的对象清晰起来，从而．．具有客观现实性。而这个界定的过程就是建立新的范畴，将经验材料结构化即“语言”化的过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索绪尔风格的研究是一种建构（界定）为本、理论先行的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建构，从根本上摒弃了事物的物质存在。在索绪尔看来，语言学要研究的对象是作为符号的语言，而语言具有的最彻底的符号属性使得语言学对符号学的理论建构具有“最重要的反作用”，即“它为〔sémiologie(符号学)〕开拓的新领域，就是使符号学看到符号的崭新的一面，亦即证明了只有相信符号不只可以传递，而且本质上是．．．．．．．．为了传递而存在的……，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符号的实质。”[2]所谓“本质上是为了传递而存．．．．．．．．．．．．．．在的”即彻底屏蔽了符号的现实性和具体性。索绪尔认为语言研究和其他领域的研究之根．．
本不同，就是其他领域研究的事物是客体性的，不依赖研究者的“给定”，而语言学研究的事物是“给定”即界定的，不具有客体性。在其他领域视为通例的以特定的视角确认事物的物质属性，并且可以变换视角以观察“自我给定”的事物的方法，在索绪尔的语言研究
中被替换为“符号化”的方法，即用构建的符号体系（“语言”）去替换客观事物，用语言学的给定替换客体的自我给定的方法。其所以要这样是因为在索绪尔看来言语活动中错综交织着生理、物理、心理各种要素，这些复杂的要素使言语活动无法呈现出一种“实体”的单一特征。索绪尔殚思极虑想要阐明的一个惊世骇俗的学术理念，就是只要把语言研究的对象视为一个物自体，不管这个物自体是客观存在的还是主观创造的，语言研究都已深陷困境，难以自拔了。拯救的出路在于将一切纳入建构的关系网络中。在索绪尔看来，独立的、自我的、先在的语言物自体是不存在的，先在的是关系，给定只能在关系中进行，意义也只能在关系项的相互区别中呈现，因此，只有处于网络中的关系项才是可以真实把握的。
基于这一“符号学”立场，索绪尔甚至认为语言学不再属于任何现有的科学，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他说：“许多人在争论，语言学究竟应该归属于自然科学还是历史科学？语言学不属于这两门科学中的任何一门，而属于一门应该称之为符号学的科学之列，尽管这门科学目前尚不存在。” [3]
索绪尔对言语活动的符号化整合具有极大的假想性。它在充分展示其科学魅力的同时，也显现出人文的虚妄，因为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语言是决不可能与“物”无关地单一存在的。
[1] V. 布龙达尔《结构语言学》，《国外语言学论文选译》，语文出版社，1992，第
154
页。
[2]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札记》（俄文本），第103页。转引自信德麟《索绪尔<普通语
言学札记>（俄文本）评介》，《国外语言学》，1993.4
[3]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札记》（俄文本），第196页。转引自戚雨村《索绪尔研究的新
发现》，《外国语》1995.6
第十四讲 文字和语言的关系
一、 文字定义的西方标准
（一）一脉相承的文字观：从亚里斯多德到布龙菲尔德
1. 亚里斯多德：文字是口语的符号
2. 索绪尔：文字唯一存在的理由是表现语言
3. 布龙菲尔德：文字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设计
（二）雅可布森：文字是有意义的自主的符号系统
二、 人类文字性质的二重区分
（一）索绪尔对人类文字性质的二重区分
1.“唤起”与“表现”：索绪尔对欧洲文字性质的判断
2.“第二语言”：索绪尔对汉字性质的判断
（二）文字属性分化中西语言学传统
三、 汉字的文化定义
（一）汉字的意象本原
（二）汉字的语言功能
第十四讲内容摘要
人类文字性质的二重区分，汉字和西方拼音文字的不同特质，造成了中国语言学传统与西方语言学传统的很大不同。
汉字的研究，在中国已经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一部中国古代语言学史，本质上就是文字学史，即对汉字的音韵、构形、语义及组合规律进行研究的历史。这在世界语言学史上是一种十分特别的学术规范。早在《文心雕龙》中，刘勰就指出：
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因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句之精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
中国传统语言学认为，一个句子的起点，或者说基点，是“字”。“因字而生句”。这同西方语言因“框架”（词的屈折形态的配合关系）而生句很不一样。后者是句法关系模式在先，形式在先，在“大”框架中填“小”词，后者是以“小”（字）组“大”（句子的事理逻辑格局），以字的流程显局势。刘勰所谓“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其中的“本”、“一”，都体现出汉语句子以“字”为立足点的建构而非“填构”的语言组织方略。[1]这正是中国语言学传统对汉字认识的精髓。
在古代学者的眼里，汉字不仅有字形、而且有字音、字义、字能。
从字音来说，“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尔咏之，神气出矣。”（刘大櫆《论文偶记》）字音是句子音律的基础。所以，“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由字句准之。”（《论文偶记》）
从字义来说，“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王充《论衡•正说》）字义乃是句义乃至篇章义的基础。
从字能来说，“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句之清音，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刘勰《文心雕龙》）字能是句法的基础。
总之，中国古代的书面语言中，字是根本。它与句子的语音、语法、语义的关系是“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所以，中国古代的语言学以汉字的研究为核心，《说文解字》之学始终处于小学的主导地位。如许国璋所说：“从语言的书写形式出发，去研究语言，这是汉语语言学一开始就有的特点。”[2]“汉语的文字学即是研究古汉语演变的历史语言学。”[3]王力在《中国语言学史》中也认为，西方的语言学和文字学可以截然分科，中国古代的语言学离开了文字学就好像无所附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文字学既不是西方的graphemics（研究一种语言所使用的文字符号的字位学），更不是西方的graphetics（研究一种语言在书写时用来表示言语的视觉符号形状的文字学），而是philology（语文学）。对于中西语言学传统的这种差异，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西方语言学为标准来做价值判断，就像我们不能以西方文字、语言为标准来评价汉字和汉语一样。这种差异，本质上是一种文
化的差异，体现出完全不同的运思方向和价值取向。
然而，在中国现代语言学研究中，承载我们数千年文化的汉字，却被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定义着。翻开我们通行的语言学教材，对文字的定义，都按照西方标准表述，即：首先，“文字是记录有声语言的书面符号系统”，它仅仅是口语的书面再现；其次，文字是“辅助与扩大语言交际作用的工具”，它仅仅是口语的附庸。这个定义，表述的是西方拼音文字的性质，体现的是西方文化中源远流长的“语音崇拜”。
如果对人类各民族的文字形式作一个二元区分的话，那么在一端的是表音文字，在另一端的是表意文字。从表面上看，这两类文字都能够忠实地记录语言，克服语言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使之授之异地，传之异时。然而，作为一种文化样式，这两类文字的文化内涵却有很大的不同。
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把印欧系语言和拼音文字的关系经典地解释为一个人的相貌和他的照片的关系，也就是说，表音文字的目的仅仅是要把词中一连串连续的声音模写出来。然而，以汉字为代表的表意文字，却以意象结构直接体现着民族文化的全部蕴涵。它们不仅作为“第二语言”而与民族思维方式和文化精神融为一体，而且由于它们独特的物质形式，它们在民族文化的发展与阐释中起着表音文字难以企及的作用。
汉字的物质形式即其方块结构是以象形为基础的。从汉字的发展历史和趋势来看，象形的倾向具有深刻的民族性。在传统的“六书”中，不论从“文”（以图纹状物的独体字）的含义和“字”（在“文”的基础上孳生的合体字）的形体构造本身来看，象形都是基础——
指事是在象形的基础上加标记来指事的；
会意是在原有的象形基础上逐步深化，通过形象的复合来提示人们的思维和联想；
形声则是在象形符号的基础上增加声符（或在同音假借的基础上增加形符）来扩大文字再生产的。其声符往往不是真正表音，而只是大概地譬况一下，而且这个表音符号还往往皆表意义，甚至有些形声字在意化的作用下会进一步向意化回归。如“淚”转化为“泪”，“巌”转化为“岩”，“陰”转化为阴，“筆”转化为“笔”，都成了会意字。
假借、转注是用字之法，不要说两者所用的字皆为意象字，就是用字的结果也往往是向意化靠拢。如“燃火”的“然”被假借为代词的“然”后，又另造“燃”字。“簸箕”的“其”被假借为代词和副词的“其”后，又另造“箕”字。
在汉字发展由象形到形声的过程中，曾经有一个假借的阶段。如果沿着同音或音近假借的表达口语词汇的途径走下去，汉字也许会发展为表音文字。然而汉字却只是在假借的阶段踌躇了一下，又向象形表意的路途回归了。究其原因，是因为假借字脱离了汉字形象表意特征的基础，造成认读古书的很大障碍，不适合汉族人造字、用字、识字的“望文生义”的心理和习惯。而形声字用同样一个象形基础作为偏旁，加上不同的声符便可以创制出大量不同的汉字来。这种义符同声符相结合的灵活而又方便的造字方法，既缓和了造字与口语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又符合了汉语语言思维的特点，无疑是当时汉字发展的最佳方案。
与之相关的一个现象是，汉字引进外来词时以意译为主，很少音译。因为音译用的汉字不表意只表音，这在汉族人的文字使用上很不习惯，夹杂在文章中也很别扭。而且汉字像汉语一样一字一音节，也不可能准确表达音素文字。这些都反映中西语言文字在音义关系上的深刻差别。正如语言学家张世禄所说，中国文字的性质，只是一种“目治”的意义符号，一种习惯上的意符。[4]这使它在根本上有别于拼音文字。汉字的音化是在意化的框
架内进行的。
汉字进入形声阶段至少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两千多年来，汉字的发展长期停留在形声阶段，除了字形字体有些发展变化外，文字制度基本上没有什么改进。有人说其主要原因在于封建制度长期统治中国，其实，从社会原因来探讨文字制度的变革，并不具有很大的说服力。例如说隶变作为汉字发展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重大改革，是由于这次变化就发生在中国社会由奴隶制进入封建制的社会大变革时期。事实上，汉字象形作用的消退并非始于隶书。从甲骨文到小篆已能明显地看出这一变化。隶书是从草率的篆书变来的，而在小篆中已有平直的线条而非完全的“随体诘诎”。隶变只是进一步符号化、定型化、规律化。汉字的发展是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并不与社会变革对应。
我们认为，汉字的文字体制和汉语的特点有关。
西方语言是一种形态丰富的语言，它的语音形态提供了该语言词法、句法、语义方面的较完整的信息，因此西方语言必然走拼音文字的道路。通过识读拼音就可以全面掌握该字代表的词形所反映的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
汉语是一种形态简单的语言。汉语句子的词法、句法、语义信息的大部分不是显露在词汇形态上，而是隐藏在词语铺排的线性流程中的。正如语言学家洪堡特所说：“在汉语的句子里，每个词排在那儿，要你斟酌，要你从不同的关系中去考虑，然后才能往下读。由于思想的联系是由这些关系产生的，因此这一纯粹的默想就代替了一部分语法。”[5]
正是基于汉语认知的这种特点，汉字在表达口语的时候，不能不以象形表意为造字的首要原则，增强单字本身的信息含量，便于读者从上下文的联系中获取语词的确定信息。换句话说，汉语词的形态的语法语义信息量的“匮乏”，在书面语言中是以汉字的语义信息
增大作为补偿的。
也正是由于汉语言思维的这种特点，所以汉语毫不忌讳为数众多的同音词带来的词的语言形态信息含量的锐减，而这一点正是汉字拼音化的极大障碍。汉语语音系统的发展趋势是简化。普通话只有21个声母，38个韵母，4个声调，依声韵配合规律拼成四百多个音节，配以四声总共不超过1300个音节。如此有限的音节形式要表达世界上最丰富、最发达的汉语的词汇，势必造成大量同音词。在双音词中，同音词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
以主写《中国科技史》而享誉世界的英国学者李约瑟指出：“汉字有很多同音词，用拼音拼出来的英文字母根本无法表达其意思，而从汉字一看便知。”“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能成功地用汉语拼音写成。”他自己总无法搞清楚拉丁化中文真正要表达的意思，但是一看中文，马上就懂了。[6]这确实看到了汉字的象形表意性适应汉语表达和理解的特点。在汉字漫长的发展历史中，汉字要同汉语相适应的要求曾推动汉字从象形、指事到会意、形声的发展。在形声字大量涌现后，这一互相适应的要求已基本得到缓解和满足。以后汉字发展的要求只是为更简便而由繁到简的形体变化。文字学家唐兰曾说：“中国文字有五六千年的历史，而且现在还活着，还在使用着。这是文字史上没有的。是什么力量能使它有这么长的寿命呢？如果它不能适应中国语言的特点，不能适应每一个时代的需要，它能活到现在吗？”[7]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文字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克服语言音响的时空限制。文字的根本性质就在于它是一种视觉形式，以图象作用于视觉神经，产生条件反射来实现和字义的统一。因此，文字可以“形入心通”。图象性越强的文字，突破时空局限的功能就越大，它与思维的联系也就越紧密。现代心理学的实验已证明，认读拼音文字要通过语音的分析才能了解意义，认读方块汉字却可以直接从图象获取意义，而较少牵动语音的纽带。国外心理学的试验也证明，儿童阅读英文字母拼写的词的时候，大都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拼出来的。这对有失
读症的儿童是很困难的。改用汉字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汉字不怎么依赖语语音，可以由字形直接达到意义。脑生理的研究也表明，汉字的图象信号主要是由接受整体印象的右大脑管的，而拼音文字信号由于吸收时有时间先后的线性距离，需要加以分析，所以是由较有分析力的左大脑管的。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汉字采用形态语言的拼音文字制度，那么汉字认读的短时间记忆负担将成倍加大，远不如从方块汉字直接获取信息的速度快。当然，当方块汉字组成双音词时，也有线性距离的问题，也需要分析。但这种分析的信息单元是有限的。一个双音词只有两个单元，而拼音文字的一个词一般总要五、六个单元以上。
汉字改革的前辈黎锦熙经过实验也认为，纯拼音文字的阅读速度只有方块汉字的三分之一。究其原因，就是汉字的信息主要不是靠音来传达，而是靠形来传达的。所谓汉字达意必须经过语音的纽带云云，是照搬西方形态语言的文字形音义关系理论。在汉字的书面语言中，语音信息再充分也过不了同音词这一关，更不必说顾全上下文的逻辑语义关系。我们只要想一下为什么汉字中形声字如此众多，难道不是方块汉字为解决同音词问题而以形旁作为区别字义的符号手段，以形达意，努力适应重语义、轻形态的汉语吗？我们再想一下，阅读汉字书面语的速度远比汉语拼音要快，难道不是说明汉字以形达意比汉语拼音以音达意信息传递效率更高吗？汉字的视觉分辨率高，字与字的视差性直观。如“绘画”和“会话”，形体的视觉分辨率是百分之八十以上，写成拼音，则都是hui hua，视觉分辨率是零。从信息论的观点来看，汉字的字形信息是二维的。它的视觉分辨率高，示差性强，信息量和冗余度大。每个方块汉字正落在圆形视网膜上，容易形成条件反射。这就有效地简化了阅读解码的过程。信息密度大，且无形态变化，容易形成条件反射，阅读效率自然就高。而汉字的主要功能正是供阅读的。
综上所述，汉字的文化定义不应是西方语言学的经典定义，即“文字是有声语言的书
面表达形式”；“文字是有声语言的辅助交际工具”；“它同思维的联系是通过语言的间接联系，即思维－语言－文字。”[8]汉字的文化定义应该这样表述——
汉字是汉民族思维和交际最重要的书面符号系统。
[1]
参见申小龙《中国句型文化》，东北师大出版社，1988，第1-17页。
[2] 许国璋《许国璋论语言》，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1991，第74页。
[3] 许国璋《许国璋论语言》，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1991，第75页。
[4] 张世禄《从“反切”到国语罗马字母》，《学生杂志》，1935.5
[5] 洪堡特《论语法形式的性质和汉语的特性》，参见徐志民《欧美语言学简史》，学
林出版社，1990，第69页。
[6] 转引自《参考消息》一九八五年一月五日第二版。
[7] 唐兰的文章载《中国语文通讯》1978，3。
[8] 王德春《语言学教程》，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292页。
第十五讲 语言符号的性质
一、 语言符号的二元理论
（一） 语言符号是一个双面心理实体
1. 索绪尔符号论中的三点质疑
（1）词所表达的事物的概念是先于词而存在的吗？
（2）词所传达的声音是物质的，还是心理的？
（3） 词和事物的关系是简单的对应程序吗？
2. 索绪尔符号论的抽象性和形式化
（二） 语言符号是施指和受指的结合
1. 符号（signe）
2. 符号受指（signifié）符号施指（signifant）
（三） 语言符号二元理论的抽象本质
二、关于符号施指和受指问题的讨论
（一）施指的物质性问题
1. 音位的“物理重量”
2. 音位的“语音敏感”
3. 作为“音响形象”的语音象征
4. 拼音文字施指的音响覆盖和汉字施指的自主构意
（二）受指的物质性问题
1. 语言现象的透明性
2. 意义的符号性
3. 意义生成的神秘性
4. 受指的形式张力：关系本体还是认识本体？
5. 索绪尔和皮尔士：符号学两种范式的对立
第十五讲内容摘要
signe是一个整体性的范畴。索绪尔在这个范畴的确立上颇费踌躇。
一方面，索绪尔首先要确定“是想把整体称作符号<(概念和形象的结合)>，还是可把．．听觉形象本身称作符号<（更具物质性的一半）>”。索绪尔承认这是一个让他无法决定的
问题。但他认定像“arbos”（树）这样的词之所以被称为符号，“那只能是因为它带有一个概念罢了。”所以用符号来指称词的整体性范畴是更合适的，但为此必须另找两个不同的词来指称符号的两个要素。“我们要尽量避免可能带来的严重混淆。”[1]然而要做到这样并不容易。
另一方面，索绪尔使用signe这个术语来表示整体性的词，很有些不得已。他在第三度教程中说，signe这个词容易造成混淆，它和term、word等词一样，含义中都有只表示一个部分而非整体的意思，因而会产生歧义，站不住脚。但索绪尔最终找不到“一个如不使用它就会感到惋惜，而且能无任何歧义地表示整体概念的词”。其原因在索绪尔看来是根本性的——一个词只要具有“价值”即语言符号在相互对立中形成的功能，“就无法知道我们是站在一个方面，还是另一个方面，还是同时站在两个方面”。[2]要消除一个术语在这方面的歧义是非常困难的。在索绪尔的学生巴利和薛施霭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认为signe的含义在日常用语中没有可以替换的相近说法，因而较纯粹，不会引起联想和误解，这不是索绪尔的原意。
值得注意的是，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又有“在这里，一个观念固定在一个声音里，一个声音成为一个观念的符号（signe）”[3]这样的说法，signe这个词在这里又单单表示声音形式了。这样的用法在书中出现多次，显得较为混乱。事实上索绪尔早期手稿中使用signe这个词多表示声音形式，例如：“在语言中，声音只被当作符号（signe）”；“在语言中根本找不到声音符号（signe）与概念之间的自然联系”；“符号（signe）的变化引起概念本身的变化的大量事实对语言来说是典型的”；“语言是概念与符号（signe）之间的心理纽结”。[4]
signifié即符号被指明者，又译“所指”，指认概念(concept)。signifant，即符号指明者，又译“能指”，指认音响形象。“施”和“受”的对立，标明了它们“彼此之间的，
抑或它们与它们所属整体之间的”[5]对立，即符号双要素的对立，以及双要素和符号整体的对立。“对立”这个概念给人的直观印象是统一中的对立，即施指和受指彼此离开了任何一方都不再属于符号。这就好像一张纸的两面，离开了任何一面，另一面都不具有纸的特征，纸也不再存在。这种“对立的统一”深刻说明了语言符号的两极性，即语言符号不是单纯的声音，也不是单纯的意义，而是声音与意义的结合。没有离开意义的声音，也没有离开声音的意义。只有把符号的两方面结合起来，语言才显示其“形式”的特征。
许国璋在谈到这一对范畴时指出：“这两个术语把通常所称的‘词’和‘义’，‘概念’和‘语音’一下子提高到抽象的、逻辑的范畴，构成一对儿鲜明的对立，这是很深的哲学功夫。也难怪他（指索绪尔——引者）在绪论第一章对老派语言学的术语毫不隐瞒他的轻蔑。”[6]法语中这两个术语在其涵义上具有关联性特征；汉语的翻译以往通行的是“所指”和“能指”，但这两个术语不具有关联性的特征；现在许国璋等提出新的译名“受指”和“施指”，恢复了索绪尔这两个术语的关联性，即“一对儿鲜明的对立”。《普通语言学教程》的英译者罗伊•哈里斯也从关联性涵义上辨正这两个术语的译名，他指出，早期英美的研究者给这一对范畴使用的译名分别是signifier（施指）和signified（受指），这两个译名令他反感，因为它们各自分离，没有反映法语中这两个术语暗含的同时也为索绪尔明确强调的“只作为关联成分而存在”的特征。罗伊•哈里斯代之以signifying element（施指）和signified element（受指）这一对解释性的术语，以显示两者的关联性。
在新发现的索绪尔手稿和学生笔记中，我们可以看到索绪尔先后使用了多种不同的希腊语术语，试图尽可能清晰地区别符号的各种相互对立的属性。索绪尔实际上作了四重理论性的区分：
第一重：sôme和aposôme，区分符号的心理声音和物质声音。索绪尔用希腊语的sôme（躯壳）来指称符号的音响形象，用aposôme（发音）来指称符号的音响现实。
第二重：sôme和contre-sôme，区分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索绪尔用sôme（躯壳）指称符号的音响形象，用contre-sôme（意义）指称符号的所指意义。
第三重：sôme和aposème,区分符号的非系统属性和系统属性。索绪尔用sôme（躯壳）表达符号的音响形象，但屏蔽它和系统的关系；用aposème（躯壳）也表达符号的音响形象，但强调它是sème即作为系统成员的符号的音响形象。
第四重：sème和parasème，区分独立属性和非独立属性。索绪尔用sème（符号）来指称既作为单个整体又作为系统中的一员的符号，用parasème（符号）指称不具单个意义，只在与其他符号相互关系中存在的、属于特定符号心理系统的符号。
显然，对符号本质作层层对立的区分，目的是清晰地解释索绪尔的符号学思想。但索绪尔为避免烦琐，最终只采用了signe（符号）和signifant（符号施指）、signifié（符号受指）这三个术语，这是在1911年5月19日第三期课程近尾声时，他要求学生们用signifant和signifié取代前期课程中使用的“音响形象”和“概念”这一对术语。[7]《普通语言学教程》的整理者没有重视索绪尔这一修正意见，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本书上交叉使用着这些术语，这也为我们留下了索绪尔在建立符号范畴过程中反复权衡的思维印迹。
[1]索绪尔《第三度普通语言学教程》，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第
83页。
[2]索绪尔《第三度普通语言学教程》，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第102页。
[3]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第125页。
[4]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札记》（俄文本），第70、97、122、192页。转引自信德麟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札记>（俄文本）评介》，《国外语言学》，1993.4
[5]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第75页。
[6] 许国璋《关于索绪尔的两本书》，《国外语言学》，1983.1
[7]参见信德麟《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札记>（俄文本）评介》，《国外语言学》，1993.4
第十六讲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问题
一、 符号施指和符号受指关系的任意性
（一）任意性原则释义
1. 任意性原则的两要素
2. 任意性原则的二重关系
（1） 任意性 vs. 象似性
（2）任意性 vs. 约定性
（二）任意性理论的历史论争
1. 《创世纪》：上帝赐名vs.亚当命名
2. 古希腊：本质派vs.习俗派
3. 十七世纪：洛克的任意性约定
4. 十八世纪：维柯的“诗性智慧”和赫尔德的“心灵类推”
（1） 维柯的“诗性智慧”
（2） 赫尔德的“心灵类推”
5. 十九世纪： 洪堡特的“心灵图像”和波铁布尼亚的“内部形式”
（1）洪堡特：语言的精神建构
（2）波铁布尼亚：词的内部形式
6. 从惠特尼的任意性原则到索绪尔的第一原则
（三）任意性原则的实证难题
1. 玫瑰香在形形色色的语言理据中
2. 任意性的不可知论
3. 辩拟声、感叹理据
（1）索绪尔对“真正的拟声词”象似性的三重否定
（2）音象造词：赫尔德的语汇起源论
（3）早期汉语的以声象意
（4）早期汉语的衍声象意
（5）早期汉语基于音象的范畴化特征
（6）欧洲语言中的语音象征
4. 语言符号任意性的种种圆说
（1）关于数量的圆说
（2）关于概念的圆说
（3）关于稳定性的圆说
（4）关于感叹词的圆说
二、 任意性的两个侧面：绝对不可论证性和相对不可论证性
（一）语言符号的相对可论证性
（二） 相对可论证性和任意性的关系
1. 标与本：构成可论证性关系基础的是任意性要素
2. 分与合：可论证性的分析不能代替符号的整体性
3. 明朗与模糊：可论证性的论证困难
4. 局部与整体：相对可论证性是对任意性的一种局部的修正
5. 词汇化与语法化：两极间的运动
三、 任意性的两个作用：不变性和可变性
（一）任意性导致语言符号的不变性
1. 语言这种社会惯例的特殊性
（1）高度的社会化――语言依附于集合性的力量
（2）高度的历史传承性――语言处于时间之中
（3）高度的强制性传统――社会力量与时间的共振
2.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否决了任何变化的基础
3. 语言符号的系统性使语言变化负荷沉重
4. 任意性稳定了语言系统声音和意义的变异
（二）任意性导致语言符号的可变性
1. 语言的可变性从存在上保证了语言的不变性
2. 在语言的可变性中符号主体是不变的
3. 语言可变性的实质是符号施指和受指关系的转移
4. 语言可变性根源于语言的任意性
四、 任意性理论的世纪之辩
（一）任意性理论的深远影响
（二）对任意性理论的否定
1. 雅可布森：索绪尔的任意性基本原理是幻想
2. 列维-布留尔：原始语言词音与事物“互渗”
3. 卡西尔：语言创造的基础理据和理据的多样化
4. 布达哥夫：任意性原则是纯粹的虚构
5. 沙夫：语言指号的透义性和社会历史性
6. 韩礼德：语音系统本质上是理解经验的方式
7. 认知科学：语言结构和身体、文化与物质同构
（三）对任意性理论的维护
1. 要素任意性
2. 本质任意性：
（四）任意性与可论证性的并重
（五）对任意性理论的修正与阐释
1. 巴利的内部联想和外部联想
2. 本维尼斯特的“系统制约”
3. 许国璋的“人为制约”
4. 卡勒的概念世界多样性
（六）重建被索绪尔割舍的语言形式与内容的关系
第十六讲内容摘要
从人类对词与物关系的整个探究历史来说，索绪尔的任意性理论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阶段。索绪尔对词与物关系的彻底的符号化态度，对符号本身的彻底的关系化态度，使得词与物约定论的思想发展到一个极致，引起了深远的影响。这种极端化的倾向，虽然曾主宰语言研究，使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盛行一时，但它同时也深刻暴露了自身的弊端，反过来促进了词与物本质论思想的发展。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结构主义语言学经过大半个世纪的演进趋于成熟，它的弊病引起了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广的反思，语言符号的可论证性或曰象似性，又重新受到了众多研究者的重视。如果说，20世纪早期的符号象似性研究关注的是符号和所指事物的象似性的话，20世纪末的符号象似性研究走出了早期的“物理肖似性”的浅层象似，而将重点置于符号形式与人的观念结构的“心理肖似性”上，研究语言形式与其认知范畴和认知模型的一致性。
符号可论证性的研究，首先要重建被索绪尔割舍的语言形式与意义、语言形式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从索绪尔的语言体系来看，他对语言符号体系中的每一对范畴都做了不同程度的取舍：
首先是取符号系统本身，而忽视与符号相关的外部物质、社会、文化世界；
其次是取符号系统中言语活动，而忽视其他具有很强象似性的符号系统；
其三是取言语活动中的语言，而忽视具有现实语境特征的言语；
其四是取语言中的共时现象，而忽视具有本原意义的历时现象；
其五是取共时现象中的组合现象，而忽视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聚合现象；
其六是取符号在系统中的关系价值，而忽视在根本上决定符号关系的符号的意义；
其七是取符号的施指，以形式分析为研究目的，而忽视同样具有分析价值的符号的受指。
以上所述索绪尔之“取”，在索绪尔自身趋向抽象性和客观性的学术宗旨下，是非常合理的。学术研究需要一定的抽象，但索绪尔在其抽象中省略得太多了，且被忽视的部分在我们看来恰恰是有本质意义的东西。语言研究要深入揭示人类各民族语言的结构和意义，就必须重建被索绪尔分隔的语言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重新认识语言符号对于意义和外部世界的可论证的属性。
事实上，在新出版的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札记》和他的第三度讲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笔记中，索绪尔都没有像在巴利、薛施霭整理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那样对上述各对范畴作绝对的分割。在这些书中，索绪尔的取舍，更像是一种方便研究的工作假定，以避免将不同范畴的现象混同，而非语言科学的基本原则。作为一种工作假定，符号的任意性原则使得研究聚焦于系统和关系网络对符号的制约，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这种假定下操作的时候，我们无时无刻不能忘记这样做只是一种语言分析的技术，它帮助我们从某一角度接近语言的本质，但它决不是本质之“道”，它是“器”。语言本质上不是那种被层层分割和抽象后剩下的纯一、静止、封闭、透明的符号，而是一个与认知和社会文化环境密不可分的象征符号，它具有人类其他文化样式无可比拟的丰富性、开放性和多样性。
在围绕索绪尔的任意性原则所做的讨论中，象似性的研究都限于单个符号音义结合的方式。然而，皮尔士早就指出，每一种语言的句法规则也同样具有象似性。当代语言学的象似性研究已经将视野扩大到语音、语形、语用、语体，其中语形层面更分为短语、句子、篇章的法则。人们发现在语言符号的组合领域，存在着广泛的语言结构对认知结构进行临摹的现象。形象地说，索绪尔坚守的语言符号施指和受指关系的任意性，在符号层层组合的巨大的理据性空宇中，只是一个孤岛。
然而，索绪尔的符号任意性理论依然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索绪尔以任意性原则为基础，为现代语言学展开了一个共时平面的关系网络，帮助语言科学尤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建立起一个同质性的操作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也只有在这个平台上才能，从事语言符号的系统制约、关系价值、差别对立、分布环境的研究。正如布龙菲尔德所说：“《普通语言学教程》的价值体现在对一些基本原则明晰而严谨的阐述上。作者所论及的大多数问题由来已久，在不同的场合也零零碎碎地为人们所谈到，但对这些问题的系统化则要归功于索绪尔本人。”[1]而任意性原则正是这一系统化的奠基石。任意性原则使我们看到，语言符号除了具有传统的词与物联系的认识价值外，还具有由符号间的关系构成的系统中的价值。这种“形式”的价值与“实体”的价值是完全不同的，尽管它们都是语言符号的重要价值。我们只要不把任意性原则看作语言科学的不可动摇的真理，而将它视为语言科学多视域研究中重要的一翼，那么我们还是能够从它吸收许多现代语言学的素养，形式分析的方法，并由衷欣赏它在本体论上的精彩设定与架构的。在经验的层面，我们可以说任意性理论是左支右绌，它一旦站稳，留给我们的只是理论上的空洞。但我们不妨把任意性原则看作以高深的符号学知识构建起来的理论模型，它的正确性不待经验的证实（当然它自己不要去“强制”甚至歪曲事实），而由内在逻辑的简单性和统一性来保证。我们更相信正如经验是物理效用的惟一判据，但是创造的原理却存在于数学之中，索绪尔对任意性原则的符号学思辨，作为一种纯粹理性思辨，显示了人类对世界统一性的永恒的追求与信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索绪尔更是一位哲学家。
每一位语言学者，如果没有任何语言学教义（很遗憾，任意性原则在半个多世纪中已经成为一种教义）的影响，在他进入人类语言之林的时候，都会深深迷恋语言和方言的丰富性，为语言的多样性和异质性而惊叹。此刻，正如恩斯特•卡西尔所言：“语言学家对此感到欣喜，他投身于人类言语的海洋之中而不希望探测它的真正深度。”[2]而索绪尔却用哲学家的观察，试图在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中整理出整齐划一的深层统一性来。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启动了符号学的抽象机制。正如莱布尼兹曾经强调的：没有一种普遍的文字，就没有普遍的科学。而作为这个普遍科学基础的文字，就是一种统一的符号系统。索绪尔把语言学纳入符号学的框架，并以其无可比拟的任意性成为符号学研究的典范，其意义正在于探究人类语言的深层统一性。然而，符号任意性理论暴露出来的诸多矛盾，又表明：符号学的统一即使在索绪尔的艰难思考中实现，它还是要面对语言事实的多样性和异质性。
卡西尔深刻分析过人类文化研究的这一困境。他指出，建立普遍科学的任务即使在哲学、符号逻辑学中完成了，“人类文化哲学将仍然不得不面临同样的问题：在分析人类文化时，我们必须接受具有具体形态及其多样性和歧异性的事实。语言哲学在这里所面临的，是在每一种符号形式的研究中都出现的同一困境。所有这些形式的最高的，确实也是唯一的任务，就是要把人们统一起来。但是这些形式如果不同时把人们加以分开和分离，就不能造成这种统一。”对于语言来说，“没有言语就不可能有人们的共同体。然而，对这种共同体来说，又再没有比言语的多样性更重大的障碍了。” [3]
索绪尔看到了语言多样性对于建立统一性的“重大的障碍”，在一个语言共同体中，大大小小的地域方言、社会方言、个人方言伴随着变化多端的语境，让任何划一的原则都难畅通无阻。此时，唯一的出路在索绪尔看来就是屏蔽与语言符号联系的各种外部因素，驱除因这些外部因素而形成的语言变异，任意性原则成了索绪尔提纯语言的唯一的选择，成为进入语言深层统一性的唯一通道。
然而，这种在学术上是一种假设性的方法，在其发展中却形成了对语言事实价值等级的判断，即真正的语言学只研究任意性的符号，或者说真正的语言学只将语言符号视为任意性的符号来研究。就像人文事实的多样性在神话和宗教中遭到拒斥，其必然性遭到否定，它被“归之于人的错误和罪过”而非“人的本性和万物的本性”，在索绪尔开启的现代语言学看来，真正“表达了万物的本性与本质的语言”，只能是任意性原则下的语言。
然而，语言学的统一性能够建立在任意性原则的基础上吗？20世纪语言学发展的历史已经做出了否定的回答。历史的否定，并不是否定建立深层统一性的目的，而是否定将这种统一性建立在“形式”上的方法。这种形式的统一太天真了！因为形式仅仅是一种手段，要使人类语言统一在实现其功能的形式各异的手段上，这让统一性本身变成无可解的问题。诚如卡西尔告诉我们的：“语言的真正统一性（如果有这种统一性的话），不可能是一种实体的统一性，而必须更确切地被定义为一种功能的统一性。这样的统一性并不以任何质料的或形式的同一性为前提。两种不同的语言，无论在它们的语音系统，还是在它们的词类系统方面可能都代表着两种相反的极端，这并不妨碍它们在语言共同体的生活中履行同样的职务。这里重要的问题，不是手段的差异性，而是它们在目的上的一致性。”人类语言的深层统一性存在于各民族语言在社会生活中履行的职能。从这里出发，我们就会发现，各民族语言在实现其社会文化功能的过程中展示了无穷无尽的创造力，人类语言的差异性正是其深层统一性的深刻表现，它充分显示了人类语言在功能构造上的巨大形式张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明白，语言的“功”（work）即它实现的构造不是最重要的，语言的“能”（energy）即它的创造力才至关重要。人类对语言的深层统一性的好奇和追求，不是要舍本遂末在形式上追求它的纯粹性，而是要纲举目张在功能上追求它的完善性。就像卡西尔说的：“要计量这种能，我们就必须研究语言过程本身，而不是简单地分析它的结果、产物和最终效果。”[4]这是也许就是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给我们的最深刻的启示。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索绪尔对人类纯粹理性的信仰，就像爱因斯坦对和谐宇宙的信仰——
“宇宙中最不可理解之处的就是宇宙可以理解。”
[1] L.Bloomfield, 1924.Review of Saussur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8:317
转
引自熊兵《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再认识》，《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1
[2]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第165页。
[3]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第166页。下同。
[4]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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