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关系研究

导 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研究

专栏主持人：张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国际商贸中心

当前，中国步入由经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科技进步与产业变革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带来了重大历史机遇，将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能，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原有生产体系的效率，而且不断推动生产体系的边界模糊化、组织网络化、集群虚拟化与结构扁平化，带来产业组织和商业模式的重构。珠三角地区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中发挥了经济发展引擎与对外开放门户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当前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承担了率先建成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典范的重大使命。研究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与产业变革中的问题，对于践行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发展理念、促进发展新动能的形成以及该地区本身的融合与高质量发展均具有积极意义。

因此，本期专栏将主题聚焦于科技创新与产业革命。《粤港澳大湾区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关系研究》一文，着眼于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发展趋势，对大湾区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的协同关系进行了检验，认为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对协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的现状、问题及对策》一文，在全面分析了大湾区在科技创新绩效、产业体系支撑、科研投入强度与创新基础环境等有利条件的基础上，也提出了制度环境、主体参与、要素流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方面存在的制约因素，提出了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高地的相关政策建议。为增进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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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科技创新源头的了解，《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创新能力评价研究》一文着重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进行了比较研究，结论认为粤港澳大湾区高校的科技创新主要集中在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物理科学和工程学等领域，但总体创新能力低于其他对比地区，创新效率较低、技术转移环节弱，由此提出提升粤港澳高校创新能力的政策建议。《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贸易新业态研究》一文关注对外贸易业态模式的创新活动，以6个城市为样本，研究了粤港澳大湾区贸易新业态的发展状况，尤其是提出了当前贸易新业态发展面临的制度障碍，提出了鼓励对外贸易业态创新的政策建议。《粤港澳大湾区与世界著名湾区服务贸易竞争力比较》一文则关注了大湾区贸易结构优化的问题，对世界几大湾区的服务贸易竞争力进行了全面的比较，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规模正在上升，但相对其他几大湾区，不仅整体竞争力较弱且贸易结构落后，反映出粤港澳大湾区现代服务业发展尚处滞后。

希望本期的五篇文章能为读者带来观察粤港澳大湾区的有益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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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关系研究

◎ 张 昱 曾 倩

摘 要：加强区域内的产业协作是推动湾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的协同发展对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建立复合系统协调度模型对粤港澳地区的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之间是否存在协同关系和协同水平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二者存在协同关系，且协同水平度在逐年上升。结论还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对两产业的协同发展水平贡献度大，高技术制造业对复合系统的贡献低于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了一系列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发展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 知识密集型 生产性服务业 高技术制造业 产业协同【中图分类号】F719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9.06.001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在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构成中占据重要地位。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2017年，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产值占全部服务业产值比重已达61%，就业占比48.16%；同期，高技术制造业产值占制造业产值比重37.45%，就业占比23.5%。促进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的协同发展，有助于发挥创

新活动在湾区经济中的引擎作用，对粤港澳大湾区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带动中国经济动能转换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综述

协同作为物理概念，是指系统内各子系统的相互协调、合作或同步的集体行为，产生“1+1＞2”的效应。将协同的概念应用到产业层面，研究产业与产业之间相互协调、合作发展的关系即为产业协同的研究范畴，包括产业链上下游的前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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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和空间产业布局上的协同。国内外学者对产业协同的测度主要采取了区位熵、灰色关联度、复合系统协调度模型及共生模型等方法。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关系成为近年来产业协同研究的重点领域。国内外学者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的研究主要是从生产价值链和空间布局的角度展开的。一是从生产价值链的角度：大部分学者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呈现良性互动关系，例如高觉民等（2011）对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进行分解与重构，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而且生产性服务业内部各部门与制造业均呈现互动发展关系。任皓等（2017）提出高技术制造业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表现出独特的结构变动特性，显示出两种业态之间一定程度的协同增长的规律。二是从空间布局的角度：由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高度的产业关联，二者在空间上是协同式集聚的。黄永兴等（2007）指出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程度与工业聚集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相关程度因服务业不同而不同。但也有学者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区位和制造业集聚的相互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如陈建军等（2011）以浙江省69个城市和地区为例验证了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定位关系，发现制造业呈现出以原集聚地区为中心向周围地区扩散的现象，而生产者服务业则呈现出明显的集聚趋势。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品提供方，对制造业的影响被认为存在两种作用机制。首先，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有助于降低制造业生产的服务成本，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江静等，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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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知识和技术密集能够促进生产的专业化和创新，提升制造业上游的供给质量（任皓，2017等）。在实证研究中，也有学者发现这种关系是否稳定主要取决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贸易成本和地区发展水平。如Shearmur、Doloreux( 2015) 对加拿大的研究表明，贸易成本越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集聚就越明显。吕民乐等（2016）指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高技术制造业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

对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的研究在近两年成为国内区域产业研究的重点。向晓梅等（2018）着重分析了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的基础条件和机制创新，指出粤港澳三地的产业合作、产业链整合与延伸目前还不理想。陈燕等（2018）通过建立灰色关联度模型对湾区内各行业间的产业协同水平进行实证分析，测算结果反映出批发零售商业服务、文化旅游业、信息技术和制造业等优势差异行业是未来产业协同的方向。周春山等（2018）从粤港澳大湾区协同系统“孤立—扩散—共生—融合”的发展路径、交通、政策与规划等方面分析了现阶段（共生阶段）协同发展特征，剖析出区域内经济联系度逐步提高。

综上，当前国内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的研究主要从宏观层面展开，集中关注不同产业在产业链和空间布局上的关联强度、互动公演机制和发展效果。但由于国内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并不充分，该领域的研究尚存不足，主要表现在：（1）现有研究大多针对两大产业的宏观关系，对于细分行业之间的研究还未成熟，针对特定区域的研究更少；（2）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二者之间是否

存在协同关系，对产业协同水平测度与效应分析不足。本文的研究对象限定为粤港澳大湾区；对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进行要素密集度划分，具体研究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之间的协同发展水平。本文将通过构建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高技术制造业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来研究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的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的产业协同情况，对湾区内城市的产业规划制定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二、产业协同发展的机制

产业协同实质上是具有前后向关联的上下游产业，或是处于相同或相近的产业链条上的产业（陈建军，2016等）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动态发展过程。基于协同理论，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高技术制造业协同实质上就是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系统和高技术制造业系统两者组成的复合系统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相互协调的动态发展过程。其中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协同程度会决定复合系统的发展状况，同时存在各子系统内部相互作用的分量也会对复合系统的发展情况产生重要作用。目前，国内学者主要采用灰色聚类法、全面协调度测度模型、基于序参量的复合系统协同度测度模型来衡量复合系统的发展情况。孟庆松等（2000）研究表明，基于序参量的复合系统协同度测度模型因其可以简化系统的复杂关系而被学术界广泛运用。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广东与港澳地理位置临近、文化习俗相近，粤港澳三地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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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产业孤立发展演化到现在的合作共赢、协同发展。香港完善的经济基础设施和金融中心地位为粤港澳大湾区内高技术制造业发展提供了专业化和多样化的生产性服务支持，这有利于高技术制造业企业降低生产成本。高技术制造业将部分非核心业务外包来获得生产的专业化，这不仅对湾区内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质量要求，也扩大了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需求。世界500强企业的亚太区办事处主要集中在香港和深圳，知识和技术的双重外溢对周边城市的带动辐射作用大，同时湾区内的劳动力流动和前后向产业关联让信息、技术、经验等得以共享。港珠澳大桥、广佛地铁线路等构筑起来的湾区内一小时生活圈极大地降低了人才流动成本和交易成本。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统计范畴与数据来源

1.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

目前国内外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界定标准不统一，本文在统计上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为基础，参照马卫红（2012）的分类方法，将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界定为包括研发设计与其他技术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商务服务的集合；对应香港地区则包括专业服务、信息和中介服务、金融服务三个行业。

2.高技术制造业

高技术制造业一般是指研发投入高、研发人员强度大、R&D投入强度相对较高的制造业行业。目前各国并没有一致的界定，本文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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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4754-2017）分类标准，将高技术制造业界定为包括医药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信息化学品制造等6大类的制成品行业。《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前五类内容（医药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可与国际分类基本衔接，能够满足国际比较的需要。香港的高技术制造业的统计口径是按照OECD标准，所以具有可比性。

3.数据来源

结合珠三角九市和香港的统计年鉴情况，本文选择了2000—2017年的数据，部分地区的行业在2004年后有小幅度调整，因而选择了相近的行业。澳门由于以博彩业和旅游业发展为主，高技术制造业体量小，对整体系统影响小，因而选择剔除。香港的高技术制造业没有产值的数据，考虑到其贸易模式主要以转口贸易为主，因而高技术之制造业的产值选用的是香港统计年刊中香港产品出口数据进行替代，其统计口径在2012年后发生变化，只有整体出口值数据。考虑到香港制造业转移且在2008年后港产品出口额是不断降低的，所以后面几年的数据按照前几年的平均下降趋势进行了处理。

（二）模型建立  

本文将参考孟庆松等（2000）构建的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进行分析，将所研究的粤港澳大湾区看作一个复合系统。

1.子系统序参量分量有序度

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高技术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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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业复合系统由两个子系统组成，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分别表示为子系统Si,i

，子系统间相互作

用会产生协同效应，带来1+1＞2的结果。每个子系统有若干元素组成，假设在子系统中序参量表示为ej＝(ej1,ej2,…ejn),n≥1,βji≤eji≤α,i ，在这公式表达中αji和βji分别表示子系统序参量的上限值和下限值。

序参量分量有序度存在两种情况：一是ej1,ej2,…ejk取值越大，对应的系统整体的有序度越高；取值越小，有序度越小。二是ejk+1,ejk+2,…ejn的取值越大，对应的系统整体的有序度越低；取值越小，有序度越高。因而序参量分量的有序度eji的表达式为：

………（1）该表达式可以分别对应上述两种情况，从上式可以看出uj(eji)

，且其取值越接

近1，说明子系统对复合系统的贡献就越大。

2.子系统有序度模型  

序参量分量eji对复合系统的整体影响可以通过uj(eji)的几何平均法和线性加权求和法来测度。本文所研究的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之间的协同水平应属于式（1）的第一种情况：取值越大，对应的整体系统有序度越高。基于曹东坡等（2014）的研究，选择采用几何平均法来测度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与高技术子系统制造业的有序度，即：

………（2）

3.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

引入对时期的考虑，假定表示给定的初始时刻，表示复合系统在发展过程中t1的子系统有序度，则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高技术制造业复合系统的协同度可以表示为：

………（3）其中

，可知-1≤C≤1。C值越大，复合系统的协同度就越高；只有当C＞0时，复合系统才是协同发展的，当-1≤C≤0时，说明复合系统中至少有一个子系统不是朝着有序的方向发展的。

基于此可以考察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高技术制造业复合系统，相对于基期t0而言，其协同发展的程度和特征变化。

4.序参量分量的选择

由于国内对于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没有单独的统计数据，本文选用的数据是按照其定义，从各市统计年鉴中整理得到。香港的数据结果已根据当年汇率年平均价进行了换算。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主要采用了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五类的数据，高技术制造业采用了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信息化学品制造等六类数据。

在序参量分量的选择上，考虑到对于复合系统模型而言，模型若参变量选取过多，结构过于复杂，会失去其实用意义。同时，基于本文目的是测度两个产业之间的协同发展水平和数据可获得性，因而本文选择了可以表征其发展水平的总产值和从业人员数据作为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子系统的序参量分量，选择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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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产值、专利授权量作为高技术制造业子系统的序参量分量。

四、实证分析 

（一）实证结果

根据式（1）中构建的子系统序参量分量有序度模型，可以得到表1中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子系统各序参量分量的有序度。从表1中可以看出，高技术制造业子系统在从业人员和总产值两个指标的有序度上普遍高于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同时可以看出，两个子系统的序参量分量有序度是逐年提升的，这是符合现实经济生活的。高技术制造业的从业人员指标在2008—2009、2012—2013部分年份有序度是呈现下降趋势，可能是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和从业要求提升的影响，使得高技术制造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质量上升，形成一定的进入门槛，所以在部分年份出现下降的趋势。

再将表1的数据代入式（2）得到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子系统的有序度，以2001年的子系统有序度作为t0初始值，代入式（3）可得结果如表2。从表1可以看出：就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内部序参量而言，从业人员与总产值与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子系统的发展速度一致；高技术制造业子系统的发展从2003年开始起步，直到2016年达到峰值0.2354，处于低水平。高技术制造业的序参量从业人员2008—2009、2012—2013年份出现下降现象，说明高技术制造业子系统的发展缺乏稳定性。专利授权数的发展速度缓慢，从2009年开始增速才有所提升，主要是因为早期企业对专利申请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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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子系统序参量分量有序度

年份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201120122013201420152016

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员0.01750.04400.00710.08550.16200.22080.26660.41810.49060.54860.48570.55410.70350.78430.93170.9180

总产值 0.01690.02010.02770.04540.07520.11030.17210.24120.28700.37300.45540.49190.61980.65480.72230.8611

从业人员0.07400.03110.24140.29900.39030.51070.79380.62410.62930.93910.97620.84250.85550.92140.94230.9746

高技术制造业

总产值 0.01040.02130.04670.07920.13620.18190.24770.31660.38650.39410.48000.61560.70440.81070.86120.9582

专利授权数 0.00470.01850.03160.05690.07310.08950.11650.14190.20090.32390.35740.42310.47480.50500.68510.7561

视，再加上从专利申请到授权会存在一定时间的滞后。

综合绘制出子系统有序度和复合系统协同度的变化趋势图，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高技术制造业和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各自的发展路径存在较大差异，知识

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迅速，高技术制造业发展缓慢。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子系统有序度一直高于高技术制造业子系统有序度，说明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子系统对于复合系统的贡献更大。2001—2002年高技术制造业子系统的有序度为0，

表2 复合系统协同度

年份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

复合系统协同度

0.00000.00060.00370.01060.01940.03840.05260.0762

年份2010201120122013201420152016

复合系统协同度

0.13180.15890.19200.24760.29650.38570.4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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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当年的高技术制造业发展水平低，还处于起步阶段。

整体复合系统协同度在2002年为0，说明在当年的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不是协同发展的，所以使得整个复合系统没有呈现出协同发展的趋势。从发展程度来看，2016年达到协同度的最高值0.4529，低于0.5，表明整体的协同发展水平仍然偏低。并且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不同步的问题。由此可见，粤港澳大湾区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高技术制造业复合系统整体发展程度不高的关键原因是高技术制造业发展水平较低，要促进两产业协同发展水平就要推进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二）结果分析

1.整体复合系统协同度在稳步上升，但水平仍然偏低

粤港澳大湾区的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有序度呈现出上升趋势，这说明两产业之间是不断协同发展的，特别是在2008年以后，两产业协同度提升速度明显加快，这主要是因为在2008年后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得到了

图1 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高技术

制造业子系统和复合系统变化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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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国家发改委颁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中强调要支持珠江三角洲地区与港澳地区在现代服务业领域的深度合作，重点发展金融业、会展业、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商务服务业等，全面提升服务业发展水平。在其后每年的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中也突出了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地位，这为大湾区的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

2.高技术制造业对复合系统的贡献明显低于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

高技术制造业的有序度在2001—2008年间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发展缓慢。整个复合系统的有序度变化趋势主要随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有序度的变化趋势，这说明高技术制造业的发展水平是制约两产业协同发展的主要因素。

粤港澳大湾区的高技术制造业早期的发展主要依靠跨国公司的引进，对跨国公司的技术依赖性强，自主研发能力不足。在有价值的核心技术方面容易受制于人。各地政府为吸引外资的技术引入推行的“市场换技术”方针，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跨国公司出于加强全球竞争力的战略考虑，不愿向同产业中国企业“外溢”技术，导致中方虽然引进了先进技术，但无法接触到先进技术内核，严重影响了引进技术的吸引利用及在此基础上的技术创新，因而缺乏对支撑企业长期发展的新技术开发的长久规划。高技术制造业的后续发展受到相当程度的阻碍。

3.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显著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自2003年

起得到了飞速发展，发展势头强劲。广东“十一五”规划纲要强调大力发展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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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商务服务，使得珠三角九市的商务、信息服务等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开始具备一定的规模，并且增长速度快。香港的金融、专业服务等发展历史悠久，国际性银行、金融服务机构聚集，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体系完善，对香港经济总量的贡献大。湾区内拥有一大批高校也为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高素质的人才储备。

4.高技术制造业与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之间存在不合理的匹配

相比香港、深圳、广州等核心城市，惠州、肇庆、江门等城市的高技术制造业体量小，且地理位置上不如珠海、中山等邻近，在交通设施、基础设施上发展不平衡。绝大部分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在深圳、广州、佛山、中山四地，大城市“虹吸效应”的存在，使得惠州等地的发展没有充足的高质量劳动力，关境也使得人才的跨境流动存在极大问题。因而无法为相对边缘城市提供支持高技术制造业发展相匹配的金融服务、研发服务等。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认为，尽管整体协同水平较低，但粤港澳大湾区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之间还是存在良性的协同关系，并且协同发展水平在近年有所提升。对技术的引进吸收形成了粤港澳大湾区早期产业创新能力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源泉，但另一方面也带来湾区内企业自主研发能力不足、技术创新对发达国家依赖性强等问题。在政策环境持续优化的机遇下，推动湾区内要素的跨境流动，促进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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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能够打破行政区划和财政分权带来的割裂局面，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关键举措。

为提高产业协同水平，增进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创新能力，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推动产业与高校科研机构互动，提高大湾区自主研发和科研成果转化能力

以高校为主的创新体系在面对市场时的技术创新总体效果不佳，使大量科研成果得不到转化，技术与市场脱节，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也造成科技资源的大量浪费。可以结合大湾区的制度独特性和高技术产业投入高的特点，在广州大学城附近建立科研基地或科研成果转化基地，定期召开企业-大学研讨会，就近将大学科研成果产业化，推动研发设计等高增加值环节的发展。

2.推动形成超越省级的协调机制，促进大湾区要素充分自由流动

在“一国两制”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由于行政主体划分和财政分权，湾区内要素流动不完全充分，湾区内城市间发展存在等级差异。广深等中心城市的发展明显优于肇庆、江门等地。通过建立一个超越省级的协调机制可以打破湾区现存的刚性阻碍，推动高素质人才和科研设备的跨境流动。为非中心城市的高技术制造业发展提供相匹配的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支撑。相关公共机构可以在资源配置和政策上有所倾斜，带动非中心城市的发展。

3.打造高水平专业镇，强化区域品牌特色

企业在地理位置上的集中，能够更好地获得政府及公共机构的投资，在基础设施等方面也可以降低成本。粤港澳大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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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可以按照不同行业或仪器功能，打破管理单位界线，形成专业化、网络化的科研仪器服务机构群。打造不同城市的高技术制造业专业小镇，例如医疗仪器制造专业镇、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专业镇等，实现资源、信息、经验共享。推动该区域该行业的完全竞争市场的形成，区域品牌的形成可以推动专业市场的发展，在极大程度上参考文献：

解决重要科学仪器设备流动不畅等问题。随着区域品牌的出现，一些中介服务机构、行业组织、检验检验机构等也可以对企业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政府补贴发放更具有针对性，有利于降低企业成本，促进创新和专业化发展，推动区域品牌的打造和企业的发展、专业市场的形成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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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孟庆松,韩文秀.复合系统协调度模型研究[J].天津大学学报,2000(4):445-446.

[10]任皓,周绍杰,胡鞍钢.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增长效应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7(8): 34-44.

[11]盛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升级:机制与经验——来自 230个城市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J].产业经济研究,2014(2):32-39.

作者简介：张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广州国际商贸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开放型经济、宏观经济政策。曾倩，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贸易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 

（责任编辑：卢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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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研究

SPECIAL ISSUE·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Research on the Synergy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intensive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y and High-tech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Zhang Yu, Zeng QianAbstract: Strengthening industrial cooperation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 Bay Area. The synergy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intensive production services and high-tech manufacturing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growth mode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and the adjustment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xistence of synerg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knowledge-intensive production service industry and high-tech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the synergy lev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synergis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ndustries, with an increas-ing trend in these years. Furthermore,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knowledge-intensive production service industry contributes more to the composite system. However, the high-tech manufactur-ing industry restric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posite system in a certain extent. Finally, the author proposes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intensive production service industry and high-tech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Keywords: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knowledge-intensive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y; high-tech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dustrial sy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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