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医患纠纷的预防及解决

第一篇：浅谈医患纠纷的预防及解决

三十多年的改革与开放，给人们带来大量物质财富，同时也使人们的思想意识由改革开放之前的重视精神生活，日益演变到现在的注重追求物质利益，从而人际关系也日益物质化。在目前这样大的社会环境中好人做好事得不到人们的赞誉，见义勇为者得不到社会应有的回报。本来是很正常的逻辑思维，却无辜的在人们心目中无端的产生了几个为什么。人与人之间信任感下降，彼此缺少应有的诚信。医患纠纷的发生和愈演愈烈正是局部社会现实的一个缩影。

一、医患纠纷的发生原因：

(1)、卫生行政部门在医疗事故的发生、处理方面的起到一定的负面作用

在追求物质利益的思想主导下，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无利不作为，有利乱作为，无利严管理、乱管理，有利轻管理、不管理。从体制上、制度上造成医疗服务市场的混乱和无序，按照现行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12条、39条、42条、43条、46条、55条、56条、58条规定，医疗事故发生后县级医疗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有权进行调处和委托医疗事故鉴定，并对发生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员给与必要的行政、纪律处分，57条对参加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工作人员在鉴定过程中违规行为也作出明确规定。可事实上医疗卫生行政部门在处理医疗事故中要么是机械的执行法律条文，要么是在执法过程中明显偏袒医方，不能秉公执法、公正处理，处理结果以法律规定相差甚远，更不用说医疗事故发生后患者要求赔偿的心理期望值。河南登封县开胸验肺事件的发生，给人们心目中造成挥之不去的伤痛。因此，医患纠纷在卫生行政部门处理时不能得到及时的化解，案例大量存在„„

(2)、市场经济的确立使人们的人生价值取向偏重经济利益，轻视人际伦理，风俗良俗等方面的追求。

人生价值的体现，表现在社会上的各个领域和不同的行业。一般

说来，只要对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社会和谐有利的，都会得到社会的认可和赞誉。古代的诸子百家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现在他们的思想在世界上仍然比较出名。年轻的战士雷锋，走过自己短短的26年人生之路，却能够名垂青史，更使凭他那熠熠发光的助人为乐的精神而著称于世，并不断被世人所推广。回顾新中国的建国史，无数革命先烈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不计个人得失牺牲自己闹革命，那时我方的条件无论是物资供应、还是军事装备都远不如敌对一方，可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有一个崇高的理想。他们之所以在人类历史上留下浓厚重彩的一笔，不是他们这些人有多少物质财富，而是他们给后人留下丰富的精神财富。那时人们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时时讲团结处处比奉献，虽然处在经济落后物质贫乏的年代，但人们毫无怨言。市场经济虽然主要是以物质的使用价值为考量对象，在物欲横流到处都充满着各种诱惑的今天，由于长期以来轻视精神方面的教育，使现在人的世界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也许是经济转型期的必然，人们的世界观发生裂变时不可缺少的过渡阶段吧。在这种社会的大背景下，医院及医院的医护人员医德远不如从前，他们的一切诊疗行为都围绕经济利益转，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5、6条明文规定于不顾，做出一些侵害患者身体健康的行为，这才是医患纠纷发生的根本原因，医患纠纷发生后双方当事人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各自的利益，在得理不让人，无理也要抢占三分的情形下，双方矛盾必定尖锐无疑。

(3)、医院在履行医疗服务合同时，为了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草菅人命，是医患纠纷发生的主要原因。

患者发生疾病，很自然的就想到医院，这是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人很自然的选择，作为医院以“救死扶伤”为己任，可医院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无论他是不是医护人员，就让他穿上医院的标志服，更有甚者让其坐门诊给患者看病，有的医院把门诊病房和关键科室发包或承租给他人进行经营，有的医院给医生下发经济指标，迫使医生不得不故意放弃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经过无数次临床实践证明并行之有效的“望、闻、问、切”诊断方法。患者一旦来看病，就让患者做

ct、b超、彩超等等检查和名目繁多的化验，一系列凭仪器进行的检查及化验都做完，结果倒是完全正常，可是患者需支出检查、化验费用少的数百元多的近千元，医护人员在进行检查化验时有时还会发生仪器操作及观察方面的失误使患者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医护人员为了完成医院下发的经济指标，故意开刚上市的价格昂贵新药而放弃同样能治病价格低廉的药品，无论并大病小都竭力主张让患者住院，都让患者打点滴，„„，医生给患者无论是看病、检查、化验、开处方、到药房拾药还是在手术室做手术，患者手术后在住院期间的护理，乃至出院时的结账的每一个环节，患者一直处于担心忧虑的状态。医疗过错和医疗伤害的不断发生，医患纠纷发生后医方的蛮横，处理医患纠纷的政府部门不能依法办事，使患者感到维权的艰辛，从而导致患者有病不敢到医院医治。

第二篇：预防和化解医患纠纷”工作进展情况

“预防和化解医患纠纷”工作进展情况

近日，我院法官走进娄烦县人民医院，为医院职工送去法律法规政策，同时为医院职工提供处理医患纠纷时应遵循的法律依据和准则。

近年来，医患纠纷矛盾越来越多，医院在全心全意看病的同时，还要应对复杂的矛盾纠纷，使得医院在应对时，显得茫然和无奈。所针对此情况，我院积极开展工作，多举并措，为医院送去了依法解决医患纠纷的措施和法律途径，一是强化法制宣传教育，有效预防矛盾。该院将医患纠纷涉及的法律问题作为“法律五进”活动的宣传重点，通过现场讲解、发放资料、张贴展板等形式，帮助群众了解相关法律，引导其依法表达诉求。派出医疗纠纷专审法官担任医院的客座讲师，通过举办讲座、观摩庭审等方式增强医护人员法律意识和工作责任感，减少医疗过失行为。

二是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切实减少矛盾。加强与医院、公安、卫生、保险公司等单位的联系，定期通报医疗纠纷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指出医疗机构在诊疗过程中容易出现的瑕疵行为和忽略的程序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帮助医疗机构提升服务水平，减少因诊疗过失造成的医患纠纷。三是发挥审判职能，积极化解矛盾。

立案时加大司法救助力度，对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依法减、缓、免交诉讼费，减轻其诉讼压力；审理中强调调解与教育并重，避免矛盾升级；审结后通过上门走访、征求意见、案件回访等形式，听取相关部门和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提高法院审理此类案件的实效。

四是深化大调解，力促案结事了人和。医患纠纷发生后，一方面加强对行政调解、人民调解组织对此类案件调解的指导，另一方面主动参与调解，积极促成矛盾化解。 第三篇：医患纠纷预防和调处工作会议材料

建立纠纷调节机制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山亭区人民政府 （2012年4月6日）

近年来，山亭区认真贯彻落实上级有关文件精神,按照“高标准、严要求、高实效”的要求，扎实推进医患纠纷调解工作，成立了医患纠纷调解委员会，成功调解了各种复杂、重大的医患纠纷数起，取得了“信访人数下降、涉诉案件下降、内部纠纷下降”和“政府比较满意、患方比较满意、医院比较满意”的成效。

一、主要工作成效

一是发挥第一道防线作用，减轻了有关部门处理医疗纠纷的压力。医调委作为专业处置医疗纠纷的调解组织，化解了大量的医疗纠纷，与其他人民调解组织共同发挥维护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作用，减轻了司法、卫生、信访及法院等部门处理医疗纠纷的压力。

二是把纠纷解决从院内转移到院外，保障了医院的正常工作秩序。医调委强调中立性，以“第三方”身份介入参与调解医疗纠纷，既架设医患双方沟通的平台，又铺就医患双方的“缓冲区”，把医疗纠纷从医院内冲突转移到医院外调解，保障了医院的正常工作秩序。在突发事件发生时更是及时介入，充分发挥调解人员的特长和优势，做好稳定当事人情绪的工作，引导当事人到调委会办公场所调解，使得事态及时得到控制，医院得以正常行使救死扶伤的使命。

三是高效化解医疗纠纷，维护了患方合法权益。医调委注重调解

程序，对每一件纠纷都能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认真设计调解方案，积极寻找调解突破口，促使医患双方尽快达成调解协议，使应获赔偿的患方及时得到合理的赔偿。通过高效地化解医疗纠纷，降低了患方的维权成本，较好地维护了患方的合法权益，获得了患方的肯定和支持。

四是及时反馈信息，预防和减少了医疗纠纷的发生。医调委在调解中注意分析医疗纠纷的特点和产生的原因，梳理医患纠纷典型事例，主动加强与医疗机构的个别沟通，及时向医疗机构反馈发现的问题和有关信息，对医务工作者加大反面教材培训力度，并有针对性的进行法律知识培训，促使医疗机构加强内部管理，提高工作质量，加强医风医德建设，注重医患之间沟通，预先防范，减少了医疗纠纷的发生。

二、具体工作措施

一是成立领导组织，健全医患纠纷调处的组织体系。自2011年5月，我区就建立了医患纠纷调处联席会议制度，成立了由分管区长牵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的山亭区医患调解工作委员会，在区新华书店设立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成员单位各派一名联络员参与办公室工作，并从政法系统离退休人员中聘请6人为专职人员，搭建起医患纠纷专业调解平台，合力推进医患纠纷调解工作扎实开展。

二是制定处置预案，建立预防医患纠纷的长效管理机制。为提升医患纠纷调解的规范性和公信力，区政府制定并下发了《山亭区医患纠纷预防与处置办法》，建立了预防医疗纠纷长效管理 2

机制及处置预案，对医疗纠纷报告、处置、部门职能和工作要求作出了规定，对保证医疗纠纷得到及时有效处理发挥了作用。同时，建立医患纠纷调解与卫生行政部门及医疗机构间的协作制度，定期通报调解信息，加强医患纠纷预防工作。发生重大医患纠纷时，两部门间迅速派员指导协调，及时化解处置。加强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法院诉讼的衔接配合，形成多元化的医患纠纷解决机制。

三是加强法规学习，提升医患纠纷调处的能力和水平。定期组织相关人员参加医患纠纷处置培训班，就相关法律知识及相关文件进行了培训。同时，规范医务人员行为，加强“医德医风”教育，经常排

查整改医护工作中的薄弱环节，从人员、设施、器械、药品等方面堵塞漏洞，提高医疗质量，最大限度地减少医疗事故和工作失误，避免医患纠纷的发生。

四是搞好协调配合，积极开展调解工作。加强医院内部协调配合。在发生医疗纠纷时，病区、职能科室以及院领导各负其责，积极主动开展调处工作。在接到重大医疗纠纷报告时，积极和公安、保险公司协调配合，为医患双方搭建沟通平台，宣传法律法规，认真介入调查，及时制定处理方案，给出处理建议。医调委成立以来，共接待群众来访20余人次，接待电话来访100余次，受理医患矛盾纠纷9件，调解成功8件，通过其他法律途径解决1件。9件纠纷共协议赔付金额54.6万元。

三、存在问题及下步打算

虽然我区在医患纠纷调解工作中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工作中还存在很多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医调委成立时间较短，机 3

制尚不健全，调委会的运作和各项程序还处在探索阶段；医疗纠纷调解的财政保障水平起点较低，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工作需求，等等。今后工作中，我们将根据这次会议要求，充分发挥大调解机制的作用，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不断创新工作方法，使医患纠纷调解工作逐步规范化、法制化、社会化、科学化，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加安宁、和谐的就医环境。

一是扎实做好医患纠纷的预防工作。创新服务流程，为患者提供及时、方便和人性化的医疗服务。加强医院技术防范体系建设，严格落实医院各项内部安全保卫措施，制定、完善各种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配合有关部门严肃查处和打击影响医疗秩序、危害医务人员人身安全等违法犯罪行为。

二是加快推进医患纠纷调解组织建设。建立以司法行政部门为主导、司法与卫生行政部门密切合作的管理体制，使全区医患纠纷调解工作统一组织形式、统一管理制度、统一调解流程。

三是进一步完善医患纠纷调处机制。加强医患纠纷调处工作的组织领导，健全医患纠纷调处组织领导体系。完善信访工作制度，依法

规范卫生行政部门及医院内部的信访工作。加强公安、司法、法院、信访、宣传、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机构、医患纠纷调解组织等部门的沟通与联系，建立信息交流制度和联席会议制度，及时通报相关情况，及时争取指导和支持，努力形成工作合力。加强社会宣传，让群众了解医学科学规律，努力形成尊重科学、尊重医务人员劳动的社会舆论氛围。

第四篇：医患纠纷

医患纠纷

（4）医患纠纷中患者的非理性维权增多，以“医闹”现象为典型代表，并出现暴力化倾向，也有个别极端事件发生。医疗暴力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具有普遍化和激烈化特征。[6]医患纠纷中，患方在发生纠纷后，更趋于采取私力救济。私力救济可视为当事人依自身或私人力量实行的一种合意或者强制交易。[7]患者之所以选择私力救济，原因在于：一方面出于救济成本的考虑，采用私力救济只需要自己或借助他人的力量就可进行权力救济，患者最容易从“亲友团”获得支持，实践也证明这种方式更行之有效；另一方面，在患者个体对抗医方组织时，更易使得患者组织“家族”式的维权队伍与医方对抗，而患方“家族”式维权队伍易于做出非理性行为，使得患方在维权过程中出现暴力行为。据湖北省红安县对13例恶性医患纠纷事件的统计分析，患方的不良表现如下：围攻医院，谩骂医护人员，有13例；砸毁医院财物，有7例；殴打医护人员，有7例；停尸病房，有5例；在医院挂条幅，有5例；停尸医院办公室，有3例；封堵医院大门，有3例；把棺材停放在医院内，有1例；占住医院病房，有1例；袭击警察，有1例；反复上访，有1例。[8]上述各种方式，在同一案例中交叉出现。通过上述统计来看，患方在解决医患纠纷时的暴力倾向明显。2002年1月，四川华西医院耳喉鼻科医生王凯博士，遭患者连砍13刀，致左眼失明，四个指头被砍掉；2003年8月，武汉市冈济来福康医院，1名患者因对医院不满，手持剪刀当场刺死6名医患人员。[9]砍伤、杀死医护人员的极端恶性行为，将医患对立关系的严重程度诠释得淋漓尽致。

[1] 一家省级医院的年收入大都过亿元，笔者曾在安徽省中医院工作过，这是一家省级三级甲等中医院，2003年一年收入1亿人民币；而同处合肥市的另外两家西医三级甲等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03年收入分别是3.5亿、4亿人民币，门诊量每年至少百万以上。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了我国的医患纠纷会呈如此爆炸性的增长呢?原因虽然很多，但主要原因有四：一是我们的医德医风确有滑坡现象；二是群众的法律意识在提高；三是某些媒体有误导现象，不切实际地将大量非医疗事故或纯属医疗意外渲染成了医疗事故或严重医疗事故；四是近年来某些司法机关及法学工作者在理论和实践中，不适当地扩大了医患纠纷的受案范围与赔偿范围，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对医生的不信任感和索赔意识。

从建国初到现在，我国法律规定，对医患纠纷仅限于构成医疗事故的才予以立案，才可以得到适当赔偿。这一规定是由医学的双重效应、高风险及不可预测等特征所决定的。有些法学工作者认为只要存在医疗差错，就可以向医院索赔。这种解释不仅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也是违背医学科学和医疗行为本身的规则的。同时医疗赔偿的项目和赔偿的数额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高，已远远超过一般民事(如公路、铁路、民航)事故的赔偿限额，也超过了刑事赔偿、行政赔偿及国家赔偿的限额。武汉的一位妇女因生了对脑瘫儿而获得了290余万元的赔偿（张赞宁著：《医疗法学研究及典型案例评析》，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l88页）。290万是个什么概念可想而知?这种不恰当的审判，不仅造成了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损害了我国卫生事业的发展；更为可怕的是，它必然大大地刺激了一些人的胃口。

据统计资料表明，大部分医患纠纷并非是由医疗事故引起的，而是由于病人及其家属对医务工作的复杂性缺乏认识，并对医疗事业期望过高所造成的。须知医学科学是所有科学中最为复杂、最高尖和未知领域最多的一门学科。可以说人类对天体世界有多少未知数，那么，人类对人体本身也就有多少未知数。医生是人不是神，不可能包医百病(说能包医百病的是江湖骗子，不是医生)。然而，人们普遍对医学科

学的高难与复杂性缺乏认识，对医学期望过高，因而常对医疗工作产生误解。尤其是当医院回天无术、治疗失败时，人们怎么也难以接受这一现实。所谓“人命关天”也就在于此。“有人经常说医生一只脚在法院内，一只脚在法院外”，这正是对医生职业风险的真实写照。人们常说：“理解万岁!”所谓理解万岁就是无论吃多大的苦、受多大的罪，只要不被人们误解，也就感到莫大欣慰。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可贵之处。然而，有些医务人员在抱怨说，在现今中国的三百六十行中，惟一最不易被人们理解的就是医务工作。例如，据国内外统计麻醉意外的发生率为4%～26.3%，其中有62%～76%病例是误吸造成的，而误吸大量胃内容物的死亡率是70%（现代麻醉学.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年第2版，第518页）。我们应当承认这一事实。不承认这一事实，就是不尊重事实、不尊重科学。可是，每当发生麻醉意外时(这对病人及其家属当然是不幸的)，病人及其家属总是不依不饶，怎么解释也不能接受这一现实。这其中当然也存在教育和科学知识的普及问题，但医患之间也有相互理解问题，医生应当严谨科学的工作，强化责任，病人也要信任医生，万一出现了意外既要面对现实，又要用科学和法制观念对待，不能盲目扩大纠纷更不应提不合理的过分要求。作为媒体应当在实事的基础上，正确引导而不要不能搞脱离客观实际的炒作，这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二、对解决医患纠纷的不同认识

近年来包括国内某些媒体和社会上的某些人，认为对医疗事故的鉴定是：鉴定人员都是医务人员，鉴定起来胳膊总是向里拐的，所谓“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然而，据笔者近年来的一项调查表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所定的错案中，往往是把不属事故的案错定为事故的居多，这种错案率至少在50%以上；而把本应属事故的案件错定不属事故的只是极少数，这种错案概率不足0.1‟。虽然这只是笔者有限的调查，但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普遍性。其理由是由于鉴定委员会的成员都是由医学界的技术权威和专家组成，他们有高尚的医德医风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但缺乏足够的法学知识。因此，在鉴定中很容易以学术观点，来看待所发生的医疗事件，往往把鉴定会开成了

一个学术研讨会。学术研讨追求的是完美，而医学是永远也达不到完美的。这样，便很容易对任何医疗失败“挑”出“毛病”，并得出有“医疗缺陷”或者“医疗不当”的结论。又由于他们不懂得用法学的因果关系去认定事故，因此法律工作者便会认为只要有医疗缺陷，就是医疗事故。

其实医学上指的医疗缺陷与法学上指的医疗过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医疗缺陷是一个很不规范的概念，它是一种医学学术用语，而且由于各人的经验及看问题的水平与角度的不同，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对同一个感冒者，同时让l0位医师为他看病下药，可能l0个医生就会开出10种不同的处方(尤其是中医辩证论治)。如果说这10种处方中，只有一种是最佳方案，那么其他9种处方就都存在用药不当的医疗缺陷。而医疗过错责任的认定，必须同时具备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要件才能成立。在客观方面，则须同时符合有侵权损害事实的存在、加害行为的违法性、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三个要件时才能成立。缺少其中任何一个要件，均不能认定为医疗过失。由于医疗行为是一种职务行为，通常职务行为的法律责任必须是法定的。也就是说，只要医务人员做到了法律、法规或规章规定的最低要求，即不能认为是违法。法律责任与道德要求的区别在于，法律责任是不能用医疗规章的最高标准来衡量或要求的。我们在学术讨论或总结经验时，可以用医疗规范的最高标准甚至超出最高标准来要求医生；但是在认定其法律责任时，则只能以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医疗规则的最低标准来衡量和要求医生。所以，对医疗过失责任的认定，除了必须要符合客观要件外，还必须具备主观构成要件才能成立。这也就是说，如果行为人实施了违法行为，并造成了危害结果，而且这种结果与违法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也确定无疑，但是行为人若无主观上的过错，便不能构成民事侵权。

在这里，需特别注意的是，对医疗过失责任的认定，是新的过失理论判断医疗行为并认定医务人员的法律责任的。这是由医学科学及医疗行为的职务属性所决定的。众所周知，医学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有治病救人的效果，同时又有致人伤残的后果。因为任何药物都

有一定的毒副作用，任何外科手术都必然造成病人的痛苦和损伤，甚至可能会伤及周围组织器官造成残废或大出血休克死亡，还有刀口可能感染、药物麻醉可能发生麻醉意外等等。任何可能发生的后遗症、并发症，全都明白无误地写在医学教科书上。由于医疗行为是职务行为，医务人员不能因为“已经预见到了这种医疗行为可能会产生危害的后果”而放弃对病人的治疗，因此“过于自信的过失”也同样不完全适用于医疗行为。对于一般民事行为，行为人既然已经预见到了自己的行为可能会产生某种危害社会的后果，他是可以不去干的，而且也不应当再去干。否则，出了问题，就应当认定他犯有“过于自信”的主观过错而受到法律追究。然而，医务人员却不能因为已经预见到了可能会发生医疗失败而放弃治疗责任。这样，反而要承担“不作为”的法律责任。如果将一般法学理论的“主观过错”中的过失理论用到卫生领域，那么只能使医务人员感到无所适从。

有人这样对医生说：“你们医生治病，就像修鞋匠修鞋一样，你修(治)得好就修(治)，修(治)不好就不要修(治)嘛!”这种将医生看作是医匠的观点，既说明了他对医学的无知，也是对法律的亵渎。试想修鞋和制鞋是可以通过流水线操作程序来完成的，然而医生却不可能通过流水作业来完成对病人的治疗。这是由每个个体均有不同的个体特征所决定的，哪怕患者是同一种疾病(如同是流感和乙型肝炎时)，医生也不可能用同一种方案和相同的药物、剂量为病人治疗。再说，医学是科学，而科学是允许失败的。人是由物质和精神两部分组成的，科学对于人体不是万能的，更何况医学尚有许多未知的领域。人们常说医疗行为就是同疾病的斗争，既然是斗争，就必然有胜有负，会有许多不确定因素来影响治疗效果，甚至造成治疗失败。因此，修鞋匠必须承诺能把鞋修好才能从事修鞋这一业务，否则他就是个骗子；但医务人员却不能承诺“包医包好”或“包医百病”，医务人员若作出这样的承诺，反倒是有违职业道德的，只有江湖骗子才会向病人作出这种承诺。然而医务人员又不能怕担风险而放弃自己“治病救人”的天职。因此，用“虽然已经预见„„但是轻信能够避免„„”这种“过于自信”的主观过错理论来追究医务人员的法律责任是不合适的。为了保

障医务人员履行职务的便利，对医务人员在医疗中的失误，在处理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到医学的特殊性和某些不可预测性。这正是由医务工作的特征所决定的。

为此，应当特别提请鉴定人员在对医疗事件作鉴定时，特别注意和国家法律所规定的6种不属医疗事故和不应当追究医疗责任的情形。这6种不属医疗事故的情形是：(1)在紧急情况下为抢救垂危患者生命而采取紧急医学措施造成不良后果的；(2)在医疗活动中由于患者病情异常或者患者体质特殊而发生医疗意外的；(3)在现有医学科学技术条件下，发生无法预料或体质特殊而发生医疗意外的；(4)无过错输血感染造成不良后果的；(5)因患方的原因延误治疗导致不良后果的；(6)因不可抗力造成不良后果的。

根据以上规定，依法对医疗事件作出不属事故或免除医疗责任的认定，这不是部门保护主义，而是严格依法办案。同时体现了医学的特殊性和某些难以预见性。如果对这类案件的处理不切实际，过于要求医生只许成功，不能失败，动辄就要追究医务人员的法律责任，势必会挫伤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医务人员在工作中如履薄冰、如坐针毡，最终受到损害的还是广大病人的利益。

三、解决医患纠纷的现状

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在医疗事故与医患纠纷案件的审判中均严格适用“专家举证”原则。我国法律(民事、刑事、行政三大诉讼法)均明文规定，对专门性问题必须由法定鉴定机构和有专门知识的人才有资格进行鉴定。尤其是医疗技术鉴定，更是一项非常严肃的、对科学技术要求非常高的工作，非医学专家不能胜任。但是也曾有人提出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官、检察官、公安干警、纪检监督人员参加鉴定，我们认为，这不但欠妥也没有必要。这岂不是在草营人命与开法律的玩笑吗?就是不让他们参加投票，只是“临场进行监督”也可能会对鉴定工作形成干预。因为这些人员均有很大的行政权力或司法权力，把他们引进到鉴定机构中来，必然会对鉴定机构成员形成某种干预。这样，便违背了鉴定人员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行政、司法和任何个人干涉的原则。尤其是让公、检、法人员参

与鉴定，势必造成对案件“先人为主”，尚未审判便形成了观点，会影响对案件的公正审理。同时也违背了公、检、法独立行使职权和相互制约的原则，这是明显违反法定的鉴定程序和诉讼程序的。再说，其他鉴定，如对铁路、民航、邮电、供电事故的鉴定，以及国家技术监督与商品检验等鉴定，也都没有规定要引进什么人大、政协、公、检、法的人员参加鉴定。为什么惟独对医疗鉴定作如此古怪的规定呢?这显然是对医学科学工作的不信任的表现。

有一种说法是，“医院是卫生局的下属单位。卫生局与医院在经济、荣誉上有牵连，责任连带”，因此卫生局主持医疗鉴定是“自家人断自家人案”，缺乏可信性等等，有的甚至说“鉴定委员会是医疗事故的保护委员会”（《中国青年报》1998年7月17日王磊的文章，《中国消费者报》1996年9月25日陈新利的文章，《南方周末》l998年8月7日第l2版等）。其实，这种说法，是对行政管理学及法律的无知。众所周知，卫生行政部门是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它代表政府担负着行使卫生管理职能；而医疗卫生机构是事业单位，不是卫生行政机关的隶属机构或下属单位，它与卫生行政机关的关系只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依法由政府职能部门对医疗机构按照自己的职责和行政法的要求进行管理，是完全合理合法的，按这种逻辑推理，那么，必然得出国家教委不能处理在学校里发生的问题，企管部门不能处理在工矿企业里所发生的任何事件这类结论，否则便有“自家人处理自家人”之嫌。除了“医疗事故”之外，我国尚有“重大责任事故”、“铁路事故”、“航空事故”、“邮电事故”、“供电事故”等，对这些事故的调查处理都是相关部门应有的行政权。除了卫生行政部门之外，又有谁有这种技术力量和技术条件能够胜任对医疗事故进行鉴定与处理呢?再说，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的成员均是由政府任命的医学专家组成的，他们多来自于各个不同的医疗机构，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是一个高素质的群体，由他们进行鉴定是完全可信的。何况还有回避制度作保证，只要严格履行鉴定程序，尤其是回避制度，是不会存在“自家人断自家人案”的问题的。当然在行政处理之后如果当事的双方仍对结果不能接受达不成共识，各自却可以经法律手段

进行处理。

对医疗事故与医患纠纷(下称“医事案件”)的处理，大家都说很“难”。法官说“难”；检察官说“难”；公安人员说“难”；许多律师说，“我最不愿意接受的案件就是医疗官司”。在跨入21世纪的时候，全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了“1999年消费者投诉的十大热点新闻”，把医患纠纷案件列人了它的“十大热点”之一，称“医疗投诉数量大，解决难度大”。处理医事案件确实很难，尤其是在近年来，差不多由人民法院处理的每一例医事案件不是原告不服，就是被告不服，很少有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服判或满意的。因此往往每一例医事案件均要打完二审，甚至再审„„又再审。如天津李新荣医事案，一审审了1年，二审审了5年，最后矛盾上交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并由最高人民法院对该案下达了专项解释。法官们自认为处理得很公正、很慎重，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结果还是再审了。再审后双方当事人仍不服。案发16年了，打了11年官司，现在仍在无休止缠讼。

那么医事案件的“难”，究竟难在哪里呢?还是律师说得对，“我最不愿意接受的案件就是医疗官司，因为我不懂医”。原来难就难在“不懂”二字上。既然“不懂”，当然处理起来就备感棘手。

某市中级人民法院曾自行制定、颁布了《某省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一些媒体对它的颁布欣喜若狂，立即予以报道，推波助澜，并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似地说：“患者的福音：原来‘老大难’问题，其实不难”，只要某市中院发布一个《处理意见》，问题就解决了。表面上看似乎该中院真是立了头功。但该中级法院不知想过没有：我国法律规定，只有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才有司法解释权，中级法院既无立法权，又无解释权，怎么可以发布“对某项法律问题的处理意见”呢?对于这种严重的违法与违宪事件竟然还有个别专门从事民法研究的专家，以法学权威的身份出来表示支持和声援，说《意见》“表明了人民法院以这为案件的性质有了正确的认识和把握”（《南方周末》，1999年l2月17日第16版）。毫无疑问，能说和敢说这种话的人，自然也就表明了他自己一定是对这类案件已有或早有“正确的认识与把握”的。

但事情果真有这么简单吗?这位民法专家确实是国内很有造诣的法学专家，也是笔者所尊敬与崇拜的法学家之一，但他对医事法学(也称卫生法学)方面的一系列表态，却实在不敢恭维。他把医事法看得过于简单了，认为只要用一般民法学原理往所有的医事案件上一套，问题便解决了。说卫生法学很“简单”，正是对这一领域不了解的表现。一些法学专家们，之所以被人们称之为“专家”，是由于他在某一法学领域确有很深的造诣，确实作出过重大贡献，但是，如果他们一旦脱离自己的专长，去对自己并不熟悉的卫生法学领域里的问题随意表态的话，往往是要闹出笑话或闹出悲剧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长沙惨案中的被害人王万林教授与凶手彭世宽，就是“医患关系即民事法律关系应受消费者权益法调整”这一观念的牺牲品。因为民法及消费者权益法教给人们的基本概念就是：“我出了钱，你就得给我合格的产品，给次品都不行；我花了钱，你就得为我服务，而且必须服务好，否则便需承担赔偿责任。”所以，彭世宽杀人的理由便是，“我花了钱，你就得给我治好病，你没替我把病治好，又不肯赔偿，所以该杀!”其实，医事法学是一门很复杂的学科，绝不是只要将它纳入了民法的范围，便可用一般民法规则予以调整的，事情决没有这么简单。

首先，医学科学确实太复杂了、太高难了。众所周知，在一般国家普通理科的学制是4年制，而惟独只有医学要学5～7年，而且有资格报考医学院校的，多为国家第一流的学子。有的国家还规定，必须是理科本科毕业的才有资格报考医学本科专业；法学也一样，不少国家也规定只有本科毕业者，才可以报考法学，而医事法学却是集世界上两门最高难的学科——医学与法学与一身的学科，这也就决定了医事法学是法学领域中最为高深的一门分支学科。因此，如果从事医事法研究，不懂医是万万不行的。事实上医学科学方面的问题，有许多都是用一般法学理论所难以解释的。如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就很难用民事法律关系的“平等主体”、“自愿原则”与“等价有偿”去解释，医患关系确有许多类似于行政法关系的特征，但它又绝不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尤其是在医学科学方面的每一项重大发现与发明，都向传统法学与传统伦理学提出了挑战，成为当今世界法学

与伦理学上的一个个难题。如安乐死问题、器官移植、试管婴儿、代理母亲、人工授精、基因工程、克隆人等问题，无一例外，这些问题均不是用普通民法规则或理论所能解释的。

其次，从“中国卫生法学会”的成立，也可以看出卫生法学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门学科。十年前，当卫生法学界的人士筹备成立“中国卫生法学会”的时候，并没有想过要成立国家一级学会，当时他们只想成为中国法学会下属的一个二级学会，他们找到中国法学会这个“婆家”时，中国法学会说：“你们卫生这一摊子太复杂了，我们弄不懂，你们还是挂靠到中华医学会去或单独去搞吧。”于是又找到了第二个“婆家”中华医学会。然而中华医学会却说：“法学这东西，我们不懂，领导不了你们，你们还是单独去搞吧。”于是中国卫生法学会只好自起炉灶，成了既独立于中国法学会，又独立于中华医学会的一个国家一级学会。可见中国法学会与中华医学会的领导们确实是有自知之明的。同时也正证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 第五篇：医患纠纷

媒体报道，武汉协和医院值班室工作人员向记者证实，该院21日晚上因一名患者“抢救无效死亡”，发生了严重的医患冲突事件，“大概三四十名”死者家属“带着钢管”到医院“闹事”，有10多名保安受伤，一人受伤特别严重。9月15日，北京同仁医院一名曾经的患者闯入该院办公室，砍伤耳鼻咽喉科主任徐文。卫生部表示，强烈谴责伤害医务人员的暴力犯罪行为。称近十年间医患暴力冲突呈井喷式爆发

13日，人民日报刊发“聚焦·医生执业状况调查（下）”的报道，关注“医患信任脆弱，患者期望值高，暴力事件增多”现象。

医生流汗又流血

今年以来，医患暴力冲突恶性事件频频发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忧虑。9月21日，湖北武汉协和医院发生一起暴力冲突。一名七旬患者因病情复杂，抢救无效死亡，家属因不认同医院的结论，纠集数十人持械冲击医院。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医患关系发生了剧烈变化，医疗

纠纷不断增加，医生执业环境持续恶化。尤其是近十年间，医患暴力冲突呈井喷式爆发，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医生普遍感到执业中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得不到保障，医生成为一个高危职业。

2010年8月，世界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文章——《中国医生：威胁下的生存》。文章称：“中国医生经常成为令人惊悚的暴力的受害者”，“医院已经成为战场，因此在中国当医生便是从事一种危险的职业”。

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主任邓利强认为，不让医生流汗再流血，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尊重医务人员的劳动、谴责医院场所的暴力行为，应当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一名网友写道：“当医生受到暴力侵犯时，整个社会应该和医生站在一起。我不是在偏袒医生，而是想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离不开医生，更离不开好医生。”

医患信任太脆弱

信任缺失是转型期中国医患关系的显著特征。医患暴力冲突愈演愈烈，最根本原因是缺乏信任。

中国医科院整形医院副院长吴念告诉记者，几年前，医院曾收治了一名烧伤男孩，由于家长对治疗效果不满意，把医院告上法庭。令人意外的是，家长居然出示了长达70分钟的录音资料。患方从第一次就诊时便开始录音，包括医生的承诺和解释、抢救治疗过程、多方专家咨询等。

“患者随时留取证据，以备诉讼，这是对医生情感的极大伤害。”吴念说。

生老病死，本是人生的自然规律。然而，很多患者家属对生命的期望值过高，要求医生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一旦发生死亡或意外，往往迁怒于医生，无理取闹。

医疗环境恶化，医患纠纷频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由于医疗知识的专业性，医生占据主导地位，患者处于被动地位，患者获取医疗知识主要依靠与医生的交流沟通。

北京安贞医院副院长周生来说，目前，医患沟通是医学教育的

“短板”。医生本来有“三件宝”：语言、药物、手术刀。但是，很多医生只会用后两件，不会用第一件。很多人当了一辈子医生，却不会和患者说话。

用制度保护医患双方

中国医院协会自律维权部副主任郑雪倩认为，医患暴力事件不是单纯的医患矛盾，仅靠医患双方努力无法解决，还需要社会各方形成合力。要从根本上杜绝暴力事件的发生，关键在于完善法律法规，建立良好的医患纠纷处理制度。

北大人民医院院长王杉说：“建立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调解机制，让医院从医疗纠纷中解脱出来，可以有效改善医生的执业环境。”

据悉，《天津市医疗纠纷处置办法》规定，发生医疗纠纷后，索赔金额未超过1万元的，可以由医疗机构与患者或者患者家属协商解决。索赔金额超过1万元的，医患双方当事人可以向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举措赢得了医患双方的认可，70%以上的医疗纠纷通过人民调解得到妥善处理，“医闹”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

企图用全世界最少的医疗投入保障全世界最多的人口，利用无良媒体将之与愚昧平民的矛盾转嫁。我们过着最苦的大学生活，毕业后领着全世界医生中最低的收入，还要被得了绝症的患者砍了泄愤，砍死了都还要听一群人民高呼大快人心，这到底是怎样一个畸形的社会？！徐文老师被砍，网民纷纷表示砍得好，医生都该砍；昨日夜班，全院抢救一个颈椎骨折送来时已无心跳呼吸的车祸病人，历时9个小时，患者死亡，家属表示要让主持抢救的医生偿命，扯烂了他已经浸满鲜血和汗水白大褂，作为他辛苦奋战9个小时的回报。终于明白，鲁迅为什么弃医从文了，医生是医不好中国人的。

今天打车回学校，出租车司机在得知我是学口腔的之后，先是大骂医院黑医生没良心，接着对徐文医生被砍事件表示砍的好，再说如果他自己得了绝症花几万块钱被医生治死了他也会砍医生的（注意：绝症和治死），最后在我下车的时候竟然跟我说“以后找你看牙你可得给我个成本价。”

如果你的朋友长时间没有和你联系，一种情况是他死了，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他学医；如果你的女性朋友在26岁还没有结婚，一种情况是她喜欢女人，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她学医。

我，80后，医务工作者。

我们经历了高中般的大学生活，当其他专业的大学生们在上网、逛街、化妆、看电影、谈恋爱的时候，我们整日泡在自习室里，用5年（本科）或8年（硕士）的青春和一摞摞成百上千页的书作伴，终于毕业了，有了一份工作，一份既让你们羡慕，又被你们唾弃的工作。这是一份女人当男人使，男人当牲口使，还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我给你看病，你的病恢复的快，你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你的病恢复的慢，你认为我是庸医，是刻意留你在医院里，好多赚点钱。给你治好了，你认为是应该的，毫不领情；一旦病治不好，医生立刻就成了杀人凶手，轻则被告上法庭，重则遭打杀报复。生老病死本是自然过程，况且有些病的确是目前医学上解决不了的难题，你以为医生是神仙，无所不能、包治百病、药到病除、起死回生啊，对不起，我是人，不是神仙。

我给你做全面的检查，你说我是过度检查，牟取暴利，你向媒体极力控诉我的恶行；我给你省钱，尽量少做检查，当某个病没检查出来时，你又告我，说我玩忽职守，不负责任。那么，请问，你到底想让我怎样呢?

你家属急需手术，需要你签字同意，你却害怕承担手术的风险，迟迟不肯签，最后你家属死了，然后你对着媒体的镜头无比愤怒的斥责医生，然后媒体也是一脸正义的质问着为什么医生不能把病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为什么非要因为一个签字而耽误了一条生命。那么好吧，作为医生，我们换种做法，我们不管你签不签字，马上先进行手术，但是如果手术失败了呢？我知道，你肯定又会对着媒体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说我们医生没经过你的同意就擅自进行手术，把你的亲人给害死了。然后你可能还会叫了一大帮亲戚朋友甚至请专业医闹到医院拉横幅、摆花圈、砸桌子、打医生。我倒想问问你，我们医生怎么做你们才满意呢？我也想问问媒体，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在什么都不懂

的情况下，不分是非的伪装成一个正义者！

你急需要输血，血液储备却不足，有血型相符的人说要输血给你，我们拒绝了，因为法律有规定医院不能自行采血。从外单位调用血液时耽误了病情，然后你告我们。而如果我们答应了现场抽取血液立即为你输，到时感染了肝炎、梅毒、艾滋等等，这责任你又该推给我们了。难道不是吗？

我夜班时不时在病房里溜达，你认为这是我应该做的，我累的打个盹你就把我的照片传到网上，接着控诉整个医疗作风是如何败坏。在外科，常常是做手术忙一整个白天，然后接着上夜班，写病历抢救病号折腾一夜，凌晨打个盹第二天又照样上班。要不你也试试这样连续几十个小时的工作，你要是不打个哈欠、闭个眼，我就去死。其实，这是很多医生工作的写照，你以为他这样加班就有很多钱拿啊，那你也来做医生好了，试试看钱会不会多的堆成山。有多少大夫这样忙碌了十多年，却连房贷都还不完。你以为媒体曝光一次红包事件，就表示所有的医生每天有收不完的红包啊。

前天下午3时54分，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将同仁医院正在出诊的耳鼻喉科主任医师徐文追杀砍伤。事发后，徐文立刻被送往手术室抢救。徐文左右臂、后背等多处受伤。北京积水潭医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的专家迅速赶来，与同仁医院专家一起为受伤女医生进行了手术。手术持续了9个多小时，于昨天凌晨2点结束。徐文被转入重症监护病房，接受进一步救治。昨天中午，同仁医院表示，徐文目前暂无生命危险。

前天下午3时54分，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将同仁医院正在出诊的耳鼻喉科主任医师徐文追杀砍伤。事发后，徐文立刻被送往手术室抢救。徐文左右臂、后背等多处受伤。北京积水潭医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的专家迅速赶来，与同仁医院专家一起为受伤女医生进行了手术。手术持续了9个多小时，于昨天凌晨2点结束。徐文被转入重症监护病房，接受进一步救治。昨天中午，同仁医院表示，徐文目前暂无生命危险。前天下午3时54分，一

名身份不明的男子将同仁医院正在出诊的耳鼻喉科主任医师徐文

追杀砍伤。事发后，徐文立刻被送往手术室抢救。徐文左右臂、后背等多处受伤。北京积水潭医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的专家迅速赶来，与同仁医院专家一起为受伤女医生进行了手术。手术持续了9个多小时，于昨天凌晨2点结束。徐文被转入重症监护病房，接受进一步救治。昨天中午，同仁医院表示，徐文目前暂无生命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