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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友爱论:共和主义的解释

来源:小奈知识网
2021年第4期(总第309期)

      

学 习 与 探 索Study&Exploration

􀅰政治发展研究􀅰

        

         No.4ꎬ2021

Serial.No.309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友爱论:共和主义的解释

(1.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ꎬ合肥230601ꎻ2.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ꎬ广东珠海519000)摘 要: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友爱论为如何实现公民团结ꎬ揭示了一条既非共同体主义也非个人主义的制度性路径ꎮ当代学界对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友爱论的解读主要有两种进路:具有共同体主义倾向的研究者将政治友爱解读为德性友爱ꎬ表现为基于公共善共识基础上的团结友爱ꎻ具有个人主义倾向的研究者将政治友爱解读为利益友爱ꎬ表现为基于契约关系互惠互利的公民合作ꎮ实际上ꎬ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友爱论背后蕴含了一套制度性供给与安排ꎮ政治友爱的前提是公民享有自由和平等身份地位的政治统治这一制度性境况ꎬ可以概念化为一种免于他人恣意支配的非支配境况ꎮ这种制度性境况指向的是共和政体ꎬ一种将冲突和分歧中的人们带到良性和审议的政治生活的制度性安排ꎮ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友爱对于协调当代强调个人自主的自由主义与强调公共善的社群主义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ꎮ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ꎻ政治友爱ꎻ共和主义ꎻ德性友爱ꎻ利益友爱

中图分类号:D0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21)04-0056-08

黄梦晓1ꎬ郭峻赫2

  公民团结如何可能?这个问题的难点就在于人们很难协调个人自主和公共善之间的关系ꎮ当代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公民共和主义)之间的持续争论可以说是这一理论难点的呈现ꎮ概言之ꎬ前者的侧重点在于个人自主(individualauton ̄omy)ꎬ理论起点是先于共同体的独立个体ꎬ因而强调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ꎻ后者的侧重点在于公共善(commongood)ꎬ理论起点是“镶嵌于”共同体的相互依存的个体ꎬ因而强调贡献于公共善的公民德性ꎮ在人们对亚里士多德政治友爱思想的解读中ꎬ同样呈现为共同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两种解读倾向:前者将政治友爱解读为德性友爱ꎬ表现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冠肺炎疫情下增进团结的公民责任研究”(20CZZ013)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共同体德性在全球正义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17YJA720001)ꎻ中国博士后科学研究基金面上资助项目“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友爱论研究”(2017M622837)

作者简介:黄梦晓ꎬ1988年生ꎬ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

为基于共同体成员身份和公民德性的团结友爱ꎻ后者将政治友爱解读为利益友爱ꎬ表现为基于法律契约关系互惠互利的公民合作ꎮ

基于这些观察ꎬ本文对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友爱思想提供一种既非共同体主义也非个人主义的制度性路径解读ꎬ论证政治友爱基于政治统治(politikēarchē)的社会政治境况ꎬ一种非支配———免于他人恣意支配的———制度性境况(in ̄stitutionalcondition)ꎮ这种制度性的社会政治境指向的是一种将冲突和分歧中的人们带到良性和审议的政治生活的制度性安排ꎮ

  一、文献述评:德性友爱抑或利益友爱?(polis)这个政治共同体(politikēkoinōnia)中ꎬ公民(politēs)之间形成和具有的友爱关系ꎮ在政治共同体中ꎬ公民受什么吸引、出于对什么的爱而共同生活在一起并形成友爱关系ꎬ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ꎮ然而ꎬ对于这个主题ꎬ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和伦理学著作中可提供的线索并不多ꎮ详

所谓政治友爱(philiapolitikē)ꎬ就是在城邦

况需要城邦通过政体和法律制度的安排而形成ꎬ

学院讲师ꎬ博士ꎻ郭峻赫ꎬ1968年生ꎬ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教授ꎬ博士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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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博看网 www.bookan.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细考证下来ꎬ尽管若干文本述及友爱也会提到“公民的”“政治的”或者“以公民方式进行的”(«尼各马可伦理学»1161b13、1163b35、«尼各马可伦理学»的IX.6、«优台谟伦理学»的VII.7和VII.9-10以及«大伦理学»的II.12(如果不怀疑«大伦理学»的真实性)ꎮ«尼各马可伦理学»的VIII.9-12以“共同体中的友爱”为主题ꎬ涉及政治共同体中不同政体与家庭中不同亲缘关系之间的类比ꎬ但是政治友爱在其中处于什么位置并没有直接论述ꎮ即便是在专门论述城邦和政体的«政治学»中ꎬ可以找到的线索也只有II.4-5中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共产共妻不利于培养公民友1280b38、1295b23、1309a34、1309b9、1314a4、试图将其进行连贯一致的解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ꎮ在«优台谟伦理学»中ꎬ亚里士多德将政治友爱理解为基于“利益”(katatochrēsimon)(1242b22-23、1243b4)ꎬ但是«政治学»III.9又指出城邦不是商业贸易伙伴基于利益的结合ꎬ而是为了活得好ꎬ城邦中的友爱应该与为了好生活的选择有关(1280b)ꎮ基于此ꎬ人们对政治友爱这个主题进行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ꎮ

1.德性友爱:共同体主义的进路

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ꎬ政治友爱这个主爱的批评ꎬ其他地方只是零星提及(«政治学»

心中设想的这种友爱类型体现了公民共享的对于善的承认和追求”[1]155ꎮ

在人们关于“政治友爱即德性友爱”的论证

1171a17)ꎬ但是对政治友爱的直接论述仅出现在

中ꎬ古典学者库珀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ꎮ库珀认为ꎬ亚里士多德所设想的城邦这个共同体所追求的公共善ꎬ不能分解和还原到公民的个人善ꎬ构成这个共同体的公民在政治友爱的作用下所寻求的个人善与其他公民同胞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并具有整体特性ꎮ其论证思路大致如下ꎮ首先ꎬ亚里士多德的“人根据自然是一个政治动物”这个命题意味着人自然地适合在城邦中生活ꎬ并参与到城邦“功能分化”“环环相扣”的相互合作和支持的共同事业中ꎮ«动物志»中关于政治动物的本质性定义就是“共同工作”ꎬ人更加具有政治性意味着人可以以功能分化的相互合作形式(指拥有语言的理智能力ꎬ笔者加)ꎬ参与到单一的、共同的工作中ꎬ寻求更为长远的公共善ꎮ其次ꎬ城邦这个共同事业ꎬ按照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III.9中所论证的ꎬ并不是一种投资并按比例获取收益的商业贸易模式ꎬ公民对待其他公民不仅仅有个人利益的考量ꎬ还包含对其他公民良好心智品格的关切ꎮ最后ꎬ亚里士多德在III.9指出ꎬ正是philia(根据库珀ꎬ1280b39的philia应是politikēphilia)因为对方也是一位同胞公民”[2]ꎮ

使得公民对彼此道德品格产生相互关切ꎬ公民友爱使得他们关注彼此的德性和幸福生活ꎬ“就是

然而ꎬ如不少学者指出的ꎬ在共同体主义的立

1320b5、1327b41)ꎮ在为数不多明确谈论的地方ꎬ

题在社群主义共同体优先个人的基本立场和框架中被解读为德性友爱或者接近德性友爱的友爱类型ꎬ基于共同的身份认同和目的追求将公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ꎬ如同纽带一般ꎮ例如ꎬ被称为社群主义代表人物的麦金太尔认为ꎬ城邦共同体这个“共同的事业”(commonproject)提供了某种“道德统一性”(moralunity)ꎬ使得公民之间的政治友爱并不像“现代自由式的个人主义世界”奠基于“相互利益”之上ꎬ而是在这种道德统一性下的德性友爱[1]158ꎮ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生活“预设了人们在共同体中存在关于善和德性的广泛共识ꎬ正是这种共识使得公民之间可能形成纽带ꎬ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纽带构成了城邦ꎮ这个纽带就是友爱的纽带ꎬ友爱自身就是一种德性ꎮ亚里士多德

场上ꎬ将政治友爱处理为德性友爱的进路面临着若干难以解释的文本前后不一致[3]109-115ꎮ除此以外ꎬ我们认为ꎬ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ꎬ在没有政体和法律制度安排创造的“政治统治”的共同生活境况中ꎬ公民以政治议事的方式调节差异、分歧和冲突ꎬ就无法达成公共善的共识ꎬ也无法形成超越利益友爱的关系ꎮ换句话说ꎬ公民不是凭借成员身份直觉感知共同体的公共善ꎬ而是在恰当的制度性安排中ꎬ以政治议事的方式达成公共善的一致处理ꎮ

2.利益友爱:个人主义的反思

由于共同体主义进路的若干解释困难和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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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ꎬ另一些学者提出最好将政治友爱界定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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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52

言ꎬ公共善(共同的好生活)是可以通过言语和议事的政治生活来实现的ꎬ并且这种政治生活需要政体和法律制度在某种“积极”的意义上对公民进行支持和供给ꎬ使得他们在制度上获得支持ꎬ拥有资源ꎬ处于“政治统治”的共同生活境况之中ꎮ在此境况中ꎬ人们有可能通过政治的议事和说服改变他们原有的个人偏好和判断ꎬ形成具有一致性和共识的政治友爱ꎮ

  二、政治友爱:基于政治统治的非支配境况

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ꎬ和政治友爱(同心)相比ꎬ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体现为意见冲突和派系斗争的不同心ꎮ面对现实政治生活复杂激烈的冲突和纷争ꎬ亚里士多德关注的是ꎬ如何才能够形成具有一致性和共识的政治友爱(同心)?

1.公共善:一个“政治的”处理路径

首先ꎬ考察人们如何在具体的言语和议事过

多德的政治思想中ꎬ个人经历家庭、村落再到城邦阶段ꎬ并不意味着他们成为城邦公民的那一刻起就开始自愿地贡献于城邦的目的(某个公共善)ꎬ这些人并不是因为“分享着德性和情感”ꎬ而是因为具有“不同的技能和货物”才走到一起形成城邦ꎮ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明确界定的ꎬ政治友爱“主要依据利益”ꎬ属于利益型友爱ꎬ是通过使用他们各自拥有的技能、交换各自拥有的货物ꎬ产生“相互利益”而共同生活在一起形成的友爱关系[3]55ꎮ

在雅克看来ꎬ利益型的政治友爱解读才符合

ꎮ基于以上两点ꎬ雅克认为ꎬ在亚里士

程中达成对公共善(共同的好生活)的一致处理ꎮ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的善(toanthrōpinonagathon)或者幸福(eudaimonia)的论述ꎬ笔者以为应该持有一个包容论(inclusive)的理解ꎬ即不仅包含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所论述的灵魂合乎德性(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的实现活动ꎬ还应该包含诸多外在善(ektosagathon)(«尼各马可伦理学»1099a15)ꎮ在«修辞学»中ꎬ亚里士多德列举了一个幸福应该包含的善的清单:好的出身、朋友、好的孩子、财产拥有、活得相对长久、健康、好的名声及德性ꎬ等等(«修辞学»I.5.4)ꎮ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ꎬ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的善的论述ꎬ体现了人类需求的“多重维度”[4]ꎬ或者说我们对“好生活”的需求就是一种“多重的需求”(multi ̄pleneeds)[5]ꎮ城邦作为自足的共同体就在于它比其他共同体能够在更多的维度上满足人们的多重需求ꎬ使得作为自足的好生活能够在城邦中实现ꎮ尽管好生活所包含的善的清单中ꎬ外在善没有灵魂内在的实现活动那么重要ꎬ但是否拥有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获取之、与之打交道ꎬ则关系到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ꎬ以及影响我们是否能够过得幸福ꎮ城邦中不同的人关于这些多重需求在具体环境中会呈现不同的层次和面相ꎬ是否能够以

亚里士多德的文本原意ꎮ首先ꎬ亚里士多德在若干处文本中将政治友爱明确界定为利益型友爱ꎬ社群主义对这些文本的简单拒斥实际上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对政治共同体的整合特性和道德倾向的预设ꎮ其次ꎬ公民在更自足和安全的政治共同体中ꎬ从相互利益型的友爱关系中ꎬ寻求对于他们自身来说有利的事物ꎬ这是政治共同体得以持存的基础ꎮ最后ꎬ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二卷中对于柏拉图的批评已经表明ꎬ为了彻底消除城邦中的纷争和冲突ꎬ将具有高度共享特征的家庭模式引入城邦ꎬ从而在城邦范围内将处于利益纷争的公民群体转变为一个和谐的大家庭ꎬ这既无可能也不可取ꎮ如果硬要在城邦共同体中推行家庭模式ꎬ不仅友爱会变得像“水一样淡薄”ꎬ而且更高程度的、具有整合特征的共享和共同生活带来的不是冲突的消除ꎬ而是更大范围内的冲突加剧ꎮ

总体来说ꎬ利益型友爱在反驳社群主义对城邦和谐的假设ꎬ以及论证个体幸福的非整合特性方面ꎬ具有相当的说服力ꎮ但对于亚里士多德而􀅰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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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而言之ꎬ人们关于公共善的“政治的”处理路径就是ꎬ在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前提下ꎬ通过言语和议事的———一些人说ꎬ另一些人听ꎬ一些人试图说服ꎬ另一些人被说服———“政治的”方式ꎬ既非直觉感知共同体的目的ꎬ也非在利益之间讨价还价和相互妥协ꎬ而是在议事和说服的过程中处理他们的差异、分歧和冲突ꎬ检验、审视和改变原先持有的意见和信念ꎬ就什么是正义以及什么是人们的公共善达成一致判断ꎬ共同作出一致决定ꎮ在这样的政治生活中ꎬ公民就可能在仅仅通过利益来维系关系的交往和互动中ꎬ发展和培养出“政治的”(在共同议事中了解和理解彼此的需求和想法)友爱关系ꎮ

2.政治统治:一个非支配境况的解释

到ꎬ父亲和儿子、主人和奴隶、平等自由人之间的共同生活状况(应该)是不同的ꎬ其中主奴统治和政治统治之间的对比ꎬ贯穿于整部政治学ꎮ通过区分自然奴隶和自然自由人ꎬ可以理解这两种不同的共同生活状况ꎮ自然奴隶是自然使得他们具备适合体力劳作的强壮身体ꎬ而不具备使用灵魂中理性议事的能力ꎬ只能通过感觉他人理性的方式来完全服从那些具备理性能力的人ꎬ成为他们所拥有的一份财物ꎬ以这样的方式来确保自己的安全和生存ꎬ并且为其主人提供生存必需品ꎬ这些自然奴隶适合主奴统治ꎮ但自然自由人则是自然使得他们的身体不适合做那些提供生存必需品的工作ꎬ却具备政治生活(politikonbion)的能力ꎬ能够通过言语和议事来发挥理性议事能力ꎬ使欲求1254b20-31)ꎬ这些自然自由人则适合进行政治统治ꎮ在政治统治的情形中ꎬ一个自由人统治另一个自由人ꎬ就是一个灵魂中的理性部分试图通过议事来说服另一个灵魂中的欲求部分ꎬ而不是将另一个自由人视为自己的附属物ꎬ就像对待身体一样进行不加商量和议事的主人统治ꎮ确切地说ꎬ对待奴隶就像是对待属于自己身体一部分但又分离于身体的某种“活物”(«政治学»1254a15-17、1255b9-12)ꎮ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察ꎬ适合政治统治的自和激情得到调节ꎬ并最终服从理性(«政治学»

人们期望以政治的议事和说服方式寻求实现

公共善ꎬ但这种良性的政治生活需要在政体和法律安排上创造一种制度性的境况ꎬ在这个制度性的境况中ꎬ人们有可能站在一个讨论的、议事的立场上ꎮ我们认为ꎬ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统治(politikēarchē)标识了这种人们寻求实现公共善需要置身于其中的制度性境况ꎮ不同于主奴统治ꎬ政治统治发生在那些“出身相似和自由”的人们中间ꎬ是公民基于“平等和相似性”实行的统治和被统治(«政治学»1277b7-10、1279a8-10)ꎮ在这里ꎬ政治统治可以概念化为一种非支配的制度性境况ꎮ

亚里士多德通过不同的统治方式来描述人们之间不同类型的共同生活:家政的(oikonomia)、主奴的(despoteia)和政治的(politikē)统治(«政治学»1252a7-9、1278b15-17)ꎮ亚里士多德观察

然自由人在习俗中常常接受的却是主人统治ꎬ对被视为奴隶的人进行暴力的(biazesthaiꎬforce)和支配性的(krateōꎬdominate)对待ꎮ这不仅仅发生在城邦战败时本邦自由人屈服于外邦人(«政治学»1255a7、1255a15、1324b7、1333b30)ꎬ还可见于城邦内部本来应该根据平等自由人身份进行政治统治的人ꎬ试图寻求以支配性的主人地位来统治其他自由人ꎮ亚里士多德根据是否寻求公共善的标准来划分正宗政体和偏离政体之前ꎬ就再次强调了政治统治和主奴统治的区别ꎬ指出那些只是寻求统治者利益的政体就是偏离政体ꎬ因为他们的统治就像主人对待奴隶的统治ꎬ而城邦是自由人的共同体(«政治学»1279a21)ꎮ在现实中大量存在的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中ꎬ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察ꎬ无论是少数寡头还是多数平民ꎬ当他们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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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统治尽管是自然自由人应该享有的境况ꎬ却不是一个自然的境况ꎬ而是一个制度性的境况ꎮ换句话说ꎬ政治统治中的自由和平等身份地位ꎬ不是自然赋予的ꎬ尽管自然倾向于使自由人和自由人之间进行政治统治ꎬ但它却是一个需要政体和法律制度安排来创造实现的境况ꎮ譬如ꎬ在梭伦改革以前ꎬ多数者若是没有在梭伦若干制度性的安排下ꎬ拥有公民身份、经济上税收负担减小、在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上拥有权力等ꎬ多数者若是仍然在经济和人身上处于被少数贵族阶级奴役的地位ꎬ那么“作为奴隶”的和“充满敌意的”(polemios)他们当然无法享有政治统治ꎮ总而言之ꎬ言语和议事是人们寻求实现公共善的方式ꎬ在这里可以将政治统治理解为一个非支配的境况ꎬ只有处于这种境况中ꎬ公民才能够通过言语和议事来寻求实现公共善ꎮ否则ꎬ如果一方已经处于受另一方支配的处境中ꎬ那么讨论和议事的政治生活将是无法进行的ꎬ因为那被支配的一方不是在议事中被说服ꎬ而是在支配性的强权和暴力中被征服ꎮ在这里ꎬ“充满敌意的”人们当然无法形成政治友爱ꎮ

3.非支配境况的制度供给

士多德试图界定什么是公民(politēs)ꎬ经过几番修正ꎬ最后将其定义为“城邦中那些有权(exou ̄1275b18-19)ꎮ这既是不同于市民式(civil)的消极公民观念ꎬ也是不同于公民式(civic)的积极公民观念ꎬ在笔者看来ꎬ亚里士多德的公民身份关注的是政体和法律制度所赋予的ꎬ公民参与城邦议事和审判活动的公民权利ꎬ并且城邦通过创造制度上的境况和可能性ꎬ使得公民有可能、准备好去参加城邦的公共议事活动ꎮ①

公民身份取决于政体和依据政体设立的法律制度ꎮ所谓政体(politeia)ꎬ具有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ꎬ与官职或职能(archē)有关ꎮ政体是城邦关于那些官职或职能的组织安排ꎮ但是ꎬ公民安排在某个官职上、有权行使某个官职的职能ꎬ并不意味他能够在那个位置上发挥重要的职能ꎮ这就带来政体的第二层含义ꎬ与权威(tokurion)有关ꎮ政体最主要的是拥有权威的官职和职能ꎬ那些掌握权威官职或职能的人ꎬ亚里士多德称之为“统治团体”或“统治阶层”(politeuma)ꎮ当亚里士多德用统治者人数区分政体的时候ꎬ他指的是拥有权威的统治阶层人数ꎬ而不是单单拥有某个官职的人数ꎮ譬如ꎬ民主政体是多数大众掌握权威ꎬ寡头政体是少数者掌握权威ꎮ第三ꎬ与城邦共同体的目的(telos)和生活(bios)有关ꎮ重申主人统治、家长统治和政治统治三种不同的统治方式与共同生活之后ꎬ亚里士多德根据统治阶层人数和公共善的标准区分了六种政体类型ꎬ按照公共善的标准进行统治的正确政体可以划分为君主政体、贤人政体和共和政体ꎬ而寻求统治者自身利益的偏离政体可以划分为僭主制、寡头政体和民主政体ꎮ在笔者看来ꎬ统治阶层为多数的、按照公共善进行统治的政体ꎬ就能够创造、实现和维持政治统治的非支配境况ꎮ换句话说ꎬ政治统治的非支配境况ꎬ是通过共和政体及其法律制度的设立ꎬ实现的一种共同生活的境况ꎮ处于这种制度性境况

sia)享有议事或司法审判职能的人”(«政治学»

将政治统治解释为非支配的制度性境况之

后ꎬ还需要考察创造和维持政治统治这一非支配境况的制度性安排和供给ꎬ这里主要从公民身份和共和政体两个方面分别阐述ꎮ

人们享有非支配的制度性境况ꎬ首先需要在那个政体和法律制度下将人界定为公民ꎬ拥有公民的身份地位ꎮ在«政治学»第三卷的开篇ꎬ亚里􀅰60􀅰

公民权利观念:对弗雷德􀅰米勒的批评性回应»ꎬ«道德与文明»2019年第3期ꎮ

相关论证可参见黄梦晓、郭峻赫:«亚里士多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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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me)ꎬ而非最佳政体(bestregime)的原则ꎬ亚里士多德认为在现实城邦中主要存在两大政体ꎬ即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ꎬ在此基础上引入介绍的共和政体ꎬ是容易说服人们接受的ꎬ也是人们能够参与的政体(«政治学»1289a2-4)ꎮ由于城邦中存在的多样性和多种要素ꎬ平民政体呈现出五种变体ꎬ寡头政体呈现出四种变体ꎮ在此基础上ꎬ亚里士多德将共和政体界定为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的结合与混合ꎮ关于这一问题ꎬ亚里士多德的分析语言体现的不仅仅是一个简化的二分法之间的混合ꎬ而是具有极大丰富性的多重融合ꎬ一种“为解决极端复杂问题的努力”ꎬ来“协调人们的活动”[6]ꎮ在笔者看来ꎬ这些在制度上的协调和努力正是一种以政治统治的非支配境况为导向ꎬ将冲突和分歧中的公民带到言语和议事的良性政治生活的体现ꎮ

所有政体最主要的制度机构或者官职职能ꎬ可以分为三个部分ꎬ公民大会的议事职能ꎬ行政机构的行政职能以及司法机构的审判职能ꎮ在不同的平民政体和不同的寡头政体中ꎬ多数者和少数者在这些职能中能够发挥的权威是不同的ꎮ以公民大会(ekklēsia)的议事职能为例ꎬ有一种当时人们认为最是平民政体的政体ꎬ多数者拥有至高至重的权威ꎬ甚至拥有针对法律的权威ꎮ亚里士多德认为ꎬ这些极端的平民政体ꎬ多数者针对少数者的统治就像主人统治一样(«政治学»1292a4-18)ꎮ对此ꎬ亚里士多德建议道ꎬ为了更好地议

按照寻求最佳可能政体(bestpossiblere ̄

从彼此那里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某种要素混合ꎬ一个混合得好的政体ꎬ就是多数平民看这个政体是平民政体ꎬ少数寡头看这个政体是寡头政体ꎬ谁都没有认为自己在这个政体中处于被支配的奴役状况ꎮ这样的政体ꎬ既可以是说平民政体ꎬ也可以说是寡头政体ꎬ亚里士多德没有给这个政体取名ꎬ而是直接采取了政体的通用名称politeiaꎬ后来人们译为“共和政体”ꎮ

在共和政体中ꎬ亚里士多德最为推荐的是一种中间阶层实行统治的共和政体ꎬ并且详细列举中间阶层进行统治的若干好处ꎮ我们看到ꎬ中间阶层是最有可能处于一个政治统治的非支配境况中的群体ꎬ他们由于处于平等和相似的生活境况ꎬ既不会像那些拥有丰富资源的人ꎬ由于骄奢的生活方式不知道如何被统治ꎬ只知道像主人一样统治他人ꎻ也不会像那些生活过度匮乏的人不知道如何统治ꎬ只知道像奴隶一样被他人统治(«政治学»1295b13-22)ꎮ并且ꎬ亚里士多德认为ꎬ由于中间阶层所处的平等和相似的生活状况ꎬ他们之间最有可能形成政治共同体中的政治友爱ꎬ而那些只能像主人一样统治他人的人ꎬ以及那些只能像奴隶一样被他人统治的人ꎬ都无法形成友爱ꎬ总是一方充满傲慢ꎬ另一方充满嫉妒ꎮ所以ꎬ亚里士多德建议ꎬ城邦要尽可能地涵盖那些平等和相似1295b22-27)ꎮ

的人ꎬ而中间阶层最符合这个标准(«政治学»  三、政治友爱:核心文本辨析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ꎬ有一章专门论述了政治友爱(同心)这个主题ꎮ在这里ꎬ政治友爱被定义为同心ꎮ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论证ꎬ首先ꎬ同心不是拥有相同的意见(homodoxia)ꎬ也不是对诸如天文问题拥有相同的判断ꎬ而是“当(城邦中的公民)关于那些善好(sumpherontōn)拥有共同的判断(homognōmonōsi)ꎬ作出相同的决定(proairōntai)ꎬ并且做那些共同的看起来正确的事情(doxanta)ꎬ城邦可以说是同心的”(«尼各马可伦理学»1167a26-28)ꎮ亚里士多德举例道ꎬ面对像“所有公民决定官职应该是选举的、与斯巴达人结盟、让毕达科斯作统治者”诸如此类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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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ꎬ可以采取寡头政体中关于司法职能中的罚款措施ꎬ即平民政体对于那些少数富人和贵族也可以采取罚款ꎬ让其参加公民大会的议事活动中ꎮ因为“他们能够更好地议事ꎬ如果所有人共同来议事ꎬ一方面大众和显要人物(gnōrimōn)ꎬ另一方面显要人物和多数”(«政治学»1298b20-22)ꎮ而对于极端的寡头政体ꎬ亚里士多德同样建议ꎬ为其益处着想ꎬ最好让多数者以某种被限制权威的方式ꎬ参与到公民大会的议事活动中ꎮ总之ꎬ亚里士多德鼓励并且建议ꎬ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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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ꎬ这里的公民互动模式指向的是共

数大众改变原先持有的意见信念和判断偏好ꎬ最终和公道的人拥有共同的判断、一致的决定以及做相同的事情①ꎬ我们可以说ꎬ公道的人和多数大众之间也可以存在作为同心的政治友爱ꎮ

当然ꎬ正如有研究者试图论证的ꎬ通过良好的教育使得好公民成为好人的重要性ꎬ即在法律的习惯化培育下ꎬ公民能够拥有良好的心智品格ꎬ成为品行良好的好人ꎬ通过伦理道德上的“个人转向”(personalreorientation)———从一个对外在善过多欲求的不义之人转变为公道和节制的人———城邦能够实现公共善[8]ꎮ在一个理想的情况下ꎬ亚里士多德当然期待人人皆可成尧舜ꎬ如果公民都能够按照良好的法律成为好人ꎬ这自然是一个绝对的最佳政体(bestregime)ꎮ然而ꎬ实现在伦理上进行个人转向的最佳政体ꎬ远远要比将冲突和分歧的人们带到一个政治的(言语和议事的)生活的要求高太多ꎮ在寻求实现个人利益的妥协、讨价还价和对公共善自我否认式的牺牲之间ꎬ并不是只能在伦理和教育上寻求解决方案ꎬ还可以进行言语和议事的政治生活ꎬ在议事中调节(moderate)人们的冲突和分歧ꎮ但我们需要一个使得政治的议事得以可能的制度性境况ꎬ以非支配为调节原则ꎮ亚里士多德的共和政体在某种意义上就可以理解为这样一种制度上的努力和支持ꎬ使得公民在非支配的共同生活中ꎬ能够进行言语和议事的政治生活ꎮ这也是在一个现实情况下ꎬ大多数城邦中的人们能够分享和实现的最佳可能政体ꎮ

作为同心的政治友爱ꎬ考虑判断的是城邦的重大事情ꎬ是最有权威的政治共同体要寻求的最有权威的善好(sumpheronta)ꎬ关于那些并非近在眼前的善好和影响生活整体的事情(«尼各马可

和政体ꎮ在第一个情形中ꎬ正是在共和政体允许多数参与城邦公共议事活动的前提下ꎬ他们才有资格决定官职应该是选举的、与斯巴达人结盟、让毕达科斯作统治者这些重大的事情ꎮ其中ꎬ选举少数人拥有某些官职和让毕达科斯作执政官ꎬ并不代表共和政体成为少数人掌握权威的政体ꎮ与斯巴达人结盟的情况更是如此ꎬ多数者认为与斯巴达人结盟有助于城邦的公共善ꎮ在第二个情形中ꎬ多数大众和公道的人都希望由最好的人来统治的时候ꎬ他们中间存在着同心ꎮ在这里ꎬ亚里士多德表达的是ꎬ多数大众、公道的人和好人(如果好人也希望统治)之间存在着同心ꎬ他们在参与城邦共同议事的活动中ꎬ对于选举最好的人统治(通常为执政官的职位)符合他们的公共善这一点拥有共同的判断ꎮ在这里同心所指向的并不是由公道的人或者卓越的好人所组成的贤人政体

[7]97-98

公道的人共同参与公共议事ꎬ最终达成“由最好的人来统治”的一致判断ꎬ而不是表达“由少数好人掌握权威的贤人政体”的共识ꎮ在这两个情形中ꎬ城邦的多数公民关于这些事情形成了共同的判断ꎬ作出相同的决定ꎬ政治友爱作为同心就在这个过程中体现ꎮ

“这种同心存在于那些公道的人”(«尼各马可伦理学»1167b2-3、1167b4-5)ꎮ研究者常常困惑于这一点ꎬ毕竟公道的人就算不是具有卓越德性的好人ꎬ也是具有德性的人ꎬ所以政治友爱应该理解为德性友爱ꎮ在他们看来ꎬ公道的人首先和自身同心ꎬ然后和其他人同心ꎬ他们向往正义和善好ꎬ并且共同地寻求之ꎮ这些论述似乎最能表明公道的人之间存在同心和政治友爱ꎮ但是ꎬ亚里士多德并没有说ꎬ同心只能(monon)存在于公道的人之间ꎬ如果公道的人能够在共同的议事过程中说服多数大众ꎬ赢得多数大众的信任和认同ꎬ使得多􀅰62􀅰

亚里士多德还认为ꎬ“政治友爱就是同心”ꎬ

ꎬ而是在共和政体的框架中ꎬ多数大众和

实践性的真理ꎬ在某种“真实的意见”中去判断即可(«政治学»1277b28-29)ꎬ这也符合«修辞学»中修辞术的含义:要成功地说服听众ꎬ除了言语本身要符合逻辑推理论证之外ꎬ说话者本身的品格(听众在不太确定和仍然存疑的地方也会选择毫不保留地相信那些公道的人)和听众的情感(说话者以恰当的方式唤起听众正确的情感以影响听众的判断)也是重要的说服工具ꎮ

亚里士多德甚至认为ꎬ多数大众的判断无需符合

Copyright©博看网 www.bookan.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伦理学»1167b3-4、1160a21-23)ꎮ这就是政治共同体的公共善ꎬ也是每一个人的好生活ꎬ需要他们根据当下变化的环境来共同地考虑、议事和商量ꎬ在说服和被说服的过程中ꎬ最终达到一个共同的判断ꎬ作出共同的决定ꎬ并根据这个共同判断和共同决定做那个在他们看起来正确的事情ꎮ这并不来自于人们生活于其中的、在一个较长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自然形成的共同体ꎬ所寻求的先于个人选择的公共善ꎬ也不能还原成这些公民试图在契约合作中寻求的个人利益、个人偏好的满足ꎮ

结 论

综上所述ꎬ本文对亚里士多德政治友爱思想进行了一种既非共同体主义也非个人主义的制度性路径解读ꎬ论证了政治友爱基于政治统治的社会政治境况ꎬ一种非支配———免于他人恣意支配的———制度性境况ꎮ这种制度性的社会政治境况需要城邦通过政体和法律制度的安排而形成ꎬ指向的是一种将冲突和分歧中的人们带到良性和审议的政治生活的共和政体之中ꎮ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友爱思想所揭示出来的制度性路径ꎬ对于处在当代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争论下的人们ꎬ寻求实现公民团结具有重要的启示ꎮ具体说来ꎬ亚里士多德基于境况的政治友爱可以架起自由主义的个人自主性和社群主义的公共善之间的桥梁ꎮ首先ꎬ站在社群主义的立场来看ꎬ政治友爱是反原子论的(anti-atomistic)ꎬ它并不满足于自由主义基于个人的自我保存而产生的契约合作ꎬ而关注的是在何种境况下公民能够培养团结友爱ꎮ但与社群主义不同的是ꎬ这种境况是需要通过制度性的安排来创造和维持的ꎬ而不是先天具备的、前政治的自然要素ꎮ其次ꎬ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来看ꎬ政治友爱是反集体论的(anti-collective)ꎬ它否认共同体(公共善)具有某种超越个体之上的、不可还原的整体特性ꎬ公民只有通过直觉感知这种客观目的ꎬ以形成奉献精神和公民德性ꎮ在这里ꎬ既要

承认公民的多重需求、多样性和差异性ꎬ还要思考如何通过制度性的安排来确保一个不受他人恣意支配的境况ꎮ但是与自由主义不同的是ꎬ在这种制度性的境况下ꎬ公民有可能以“政治的”议事和说服方式改变他们的个人偏好ꎬ并达成公共善的一致判断和决定ꎬ“政治友爱”(同心)———既不是直觉感知共同体目的形成的公民团结ꎬ也不是根据利益考量达成的契约合作———可以在这种公民的政治生活中培养和形成ꎮ

参考文献:

[1] AlasdairMacIntyreꎬAfterVirtue:AStudyinMoralTheo ̄

2007.

ryꎬNotreDame:UniversityofNotreDamePressꎬ

[2] JohnM.CooperꎬReasonandEmotion:EssaysonAncient

MoralPsychologyandEthicalTheoryꎬPrinceton:Prin ̄cetonUniversityPressꎬ1999ꎬpp.365-372.

[3] BernardYackꎬTheProblemsofaPoliticalAnimal:Com ̄

munityꎬJusticeandtheConflictinAristotelianPoliticalThoughtꎬ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ꎬ

[4] StephenG.SalkeverꎬFindingtheMean:Theoryand

PracticeinAristotelianPoliticalPhilosophyꎬPrince ̄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ꎬ1990ꎬpp.138.

1993.

[5] RonaldJ.TerchekꎬDavidK.Mooreꎬ“Recoveringthe

PoliticalAristotle:ACriticalResponsetoSmith”ꎬA ̄pp.907.

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ꎬVol.94ꎬNo.4ꎬ2000ꎬ[6] J.G.A.PocockꎬTheMachiavellianMoment:Floren ̄

tinePoliticalThoughtandtheAtlanticRepublicanTra ̄ditionꎬ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ꎬ1975ꎬ[7] 张新刚:«亚里士多德论政治友爱»ꎬ«云南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ꎮ

[8] ThomasW.Smithꎬ“AristotleontheConditionsforand

LimitsoftheCommonGood”ꎬThe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ꎬVol.99ꎬNo.3ꎬ1999ꎬpp.626.

[责任编辑:巩村磊]

pp.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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